陕北风俗--色彩崇尚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颜色崇尚始终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其表现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在五行说的影响下，五色（赤、黄、青、白、黑）成为大意或开德的象征，因而也成为国运的象征；二是从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出发，把颜色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手段，从而使颜色逐步具有了尊卑高下的文化特征。

    在陕北风俗中，对色彩崇尚也有着明显表象特征。日常生活、礼仪庆典、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等活动无不与色彩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严格的规矩方圆。这种表象特征和崇尚心理，紧扣着民族血脉，相成相辅于社会习俗和等级维系。具有明显的历史沿袭和地域文化痕迹，充分体现了崇尚和膜拜心态。

    特别是陕北的春节，它是用红色染成的，陕北年俗的主旋律，是用红的音符谱成的。这些跳动的红色，构筑了陕北人心中一个个祈盼梦想。红灯笼、红窗花、红对联、红鞭炮是面上的红。以红对联来说：除过窗户、门框两边外，驴圈，羊圈、猪圈、大门上、墙头上、庙门上、碾子、石磨、窑洞墙壁上的土神窑窑、天神窑窑、不住人的窑洞窗户上，院畔的树上、家中衣柜、灶马怀前、炕壁上方、米囤、面囤上、井台上、各种车辆上，大小鼓上、都有吉庆内容的红色对联贴在上面。这“红”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处，红灯笼、红被子、红鞋垫、红裤带、红内衣、吸烟喝酒用的是带红字红盒的。闹红火用的红旗、红战鼓，红绸子、红扇子、红伞、红腰带、红袄子、姑娘抹的红口红、后生抹的红脸蛋、唢呐手用的枣红号杆子、长号上鼓捶上系的是红布条子、吃的红烧肉、喝的红西凤、唱的是红太阳，扭的是红五角图案、给闹红火的人们赏的是红苹果、大红枣、红皮鸡蛋、给娃娃压岁钱是用红纸包的、女人围的红围巾等等。连这生活中一切的文艺节目也叫闹红火了。这里是红色的世界。

    这年俗为何成了红的山河、红的世界呢？析其原因是大约有：一是驱邪镇邪之意，因为在陕北历史上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苦焦，大苦难大苦焦需要用大红色来抵挡、来驱除，另一方面，红色本身是传统文化中的喜色暖色吉庆色，这是陕北人对美好社会的大期盼和大渴望。同时，大红色是大热闹大娱乐大快活的先兆、底色和衬托，哪里红色最艳丽，哪里的年气就最浓重，哪里的热闹最红火，哪里的人们就最快乐！大红之心培育大红之色，大红之色呈现大红之情，大红之情寄托大红之日。

    陕北人在过春节的日子里，抬首投足间，无不被一个“红”字包裹着，走到哪里眼前晃动的都是一片红色。在这个时节，除去迷信色彩的东西，占据人们心理最大位置的就是一个怯魔求吉利，喜庆图丰收，辟邪除疾病。这样就把一个吉利、喜庆、丰收、辟邪与色彩联系了起来。这不是一个偶然或者怪诞的巧合，也不是一个单纯色彩与生活强行的揉合，更不是牵强哗众的文字游戏摆弄，而是由千百年的历史沿革而来，具有厚重历史底蕴和民族文化特征。

    在婚礼喜庆中，一应用品用具、床上被褥、家俱陈设，包括礼单、菜单都选用了热烈强暖的红色为基调，衍生色朱红、粉红、枣红等为辅色。旧时在陕北地区，有相当多的婚庆承办商铺和租赁承接经营者，从店铺门窗廊柱、花轿车撵、吹打器乐，甚至迎送新人的驴笼头，马鞍子都用红漆、红绸、红布装饰装点。餐饮用的桌椅、板凳、烛台等枣红色，衬托出婚宴的喜庆。更有讲究者，在瓷窑定制了上着红釉的盆碗、酒杯，汤勺等饮食餐具。从大空间至小氛围，大红花被、红盖头、大红绣鞋、红肚兜、都被红色对联，红色喜字渲染在喜庆吉祥环境里。把人生这个新起点由一个红色，营造的火火烈烈，喧闹的热气腾腾。

    陕北人这种崇尚红色心理与古今中华民族崇尚红色心理一脉相承。传说中的神农氏被称为炎帝，炎为红色有关。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显然老夫子讨厌紫色，喜欢红色。刘邦依楚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此后汉家人马尽崇红色，红色被作为权贵的象征。有大功绩的诸候住朱门（朱门酒肉臭），坐朱轩，穿朱衣，再后来朱红成了朝廷命官服色。通常是三品以上方可服朱，低层的人则只能穿青衫，平民又称白丁，以示与穿朱衣的人有高下之分。

    不仅如此，在广大民间把一人走了运，称为“走红运”，某人受到重用就被称为“红人”，影界和剧界极有作为与威望的人，谓之“红星”、“红角”，连女性出的汗也被誉为“红汗”，赏喜钱、压岁钱、分红利叫做“红包”等等不一而足。尤其在汉族人民心中，红色热烈，象征庄严、吉祥、喜庆、鲜艳，与“福、禄、进步、革命”等相联。因此十分崇尚的红色是与火相似的正红，在古人看来这才是五行中的正色。所以陕北人把红色推崇铺展，除了从众，怎么也割裂不开攀富求荣、避灾求吉、祈天悯人、摆脱贫穷的封建心态。

    然而纷繁的世界中只有一个红色是不够的，怎能把生活衬托的五彩缤纷呢？于是，陕北人对于黄色、金色也推崇至极。如在榆林城内，出嫁女儿送衣服时，用一种和北京皇宫里一样的赤黄布包包，一根红带子，尾部吊个大铜钱。这种黄布包包红带带有个传说：明正德年间，武宗皇帝来到榆林小住三月。听说榆林女子有桃花之容，杨柳之身。便问护卫将军：人人都说榆林女子俊俏漂亮，你可曾见过？护卫将军一听此话，忙小心回复：没见过，但听说总兵官戴钦有一女，不但人长得出众，而且知书达礼，皇上不妨一见，将军见皇帝首肯。即命人请来戴钦和他女儿，武宗一见此女喜形于色，露于言表。不由得失声赞叹：丰容美姿，国色天香呀！随后武宗皇帝娶了戴钦的女儿，带进宫里当了娘娘。娘娘经常用宫里的赤黄布包包往榆林捎寄东西给父母，武宗帝念及娘娘的贤孝之心，特恩准榆林城内女子嫁娶时，娘家人可用黄包包红带带送陪嫁衣物。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然而。陕北人对于黄色的崇尚，溯其根源就会找到答案。我国远古文化核心之一是以炎黄族为代表的西北黄土高原，其居民自以为身居天地的中央，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一切以我为最佳，甚至连黄土之神黄帝也成了“中央之帝”或“中央之神”《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里所反映的五行观念，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央上，其色黄，其神黄帝。这种文化中心观念，使得炎黄族把自己居住的土地视为中央之上，把中央之上的颜色视为中央之色。《论衡•符验》曰：“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汉书•律历志》也说：“黄，中色也”。黄土高原作为炎黄子孙生活的根据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为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黄色作为它的主元素，便理所当然占据了独尊的地位，以至愈演愈烈，终成帝王的专用色了。

    诚然，对中华民族以农耕经济及其对土地的特殊眷恋这一点上来找原因的话。就会发现黄土高原的肥沃保证了庄稼的丰盛和人畜的兴旺。黄字“从田，是田土沾于人身之色”。“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华夏族世代息居于黄土高原，对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黄土大地有一种特殊崇尚而依恋的感激和憎恶。并由此而对黄土之色产生一种景仰、崇尚的心理。《说文解字》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训》：“黄色，土德之色”。《考工记•画绘之事》：“地谓之黄”。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了由养育自己的土地敬仰而崇尚土地之色的心态基因。于是，黄色至尊、至贵的象征被封建帝王用于服饰、车骑、仪仗、屋顶及琉璃瓦上，明亮的黄色烘托出皇家气象，就更不难理解了。当然，上行下效，尚黄就慢慢地成了整个汉民族的共同风习。

    所以，在陕北人的生活中处处可见以黄铜、金器为饰品的生活用品。这种黄的颜色被中堂的镜框和幅联边框首先拥用，同时也被堂几案上的黄铜香炉，立在两边的镏金磁瓶，堂桌上摆放着的茶具铜盘，黄铜水烟瓶，地下搁置的黄铜痰盂。一应黄色让你一踏进厅堂就置身于高贵肃穆、庄重典雅的氛围中。其实在主人家的大门包铜边角上，门槛儿中部的包铜，踢角上和大门环扣拉手上，窗扇四角的固定边上，你已经领略到了此门内主人的富庶和奢华。而那些普通百姓家，也会在经济条件容许的情况下，使用铜锅、铜勺、铜漏勺、铜水瓢、铜水壶、铜烛台、铜脸盆（也叫金盆），就连切豆腐的刀子、穿鞋用的鞋拨子、掏耳朵的耳挠子、牛驴马脖子下挂的铃铛子等等，都是用铜做的。在那些秀才举人家，笔洗、笔架、笔砚、笔枕、震纸，把玩的健身球均用铜做的。在这里把铜使用到了极致，究其主要原因，于我国铜冶炼技术在古代已达到了致纯致精水平，广泛传播于民间有直接关系。所以陕北人崇尚黄色与黄铜制品，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表现为民族随附心理，同时也反映了地域融合性和群体交往性。

    这些红黄色彩崇尚，首先用于对联、门楣题款，红底黄字尽显豪华大气。从而推至棺椁丧葬，朱红铺底金黄描边，纯黑书“奠”字。也常常为民间所用。由此以红黄为主色衍生出了淡红淡黄、显红显黄等等色彩，进而从朱红、枣红，血红、深红、铁红，鹅黄、蛋黄、青黄等色系中泛生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彩色世界。但是色彩观与宗教观、世俗观与迷信观总是缠绕捆扎在一起，如麻团辫结，剪不断理还乱。透过色彩的喜好选择，显示了一个地域民风民俗、伦理宗教影子，更是对“五色呈祥”习俗的最好诠释。

    于是，从陕北人崇尚色彩心态，在顺应历史色系驱魔保平安，祈求上苍风调雨顺获丰收的同时，就如“红格丹丹太阳红艳艳，黄格生生小米黄脸脸”的信天游一样，既展示鲜明个性，又贯通溶融会于华夏大家庭色系中，让这枝红黄相间的小花在绚丽纷繁中勃勃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