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论语》的意境 雍也篇第六

    孔子依据人的品行而将这个社会上的人分成小人儒，中人，君子儒，知者和仁者，圣人。

    6·1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有佐国之才，可以让他去治理国家。”

    前章说冉雍乃仁德之人。而下句又言他有‘居敬行简’的为政思想。孔子在教授冉雍这个学生时发现这个学生的言行作风卓尔不凡，已具备伟大政治家的雏形，其心智非其他学生可以比拟。以此我们知道在孔子心目当中一个国家的治理者的第一要义就是仁德和宽洪简重的言行作风。

    朱熹注曰：南面者，人君听治之位。言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也。

    6·2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有一天询问孔子如何看待子桑伯子这个人的为政作风。孔子说：“此人还可以，办事简要而不烦琐。”仲弓说：“居心恭敬而言行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以吗？但对人漫不经心而又以简单草率的方法办事，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这话你说得对。”

    孔子非常认同为政务民中‘居敬而行简’的重要性。仲弓就是冉雍。‘居敬’的意涵是指内心恭敬亲和而忠肃，有主见且自治严谨，敬业且全心全意，心系天下而没有大的私心杂念，对人对事皆无轻视和虚情假意等。‘行简’的意涵是指心态朴实，不会骄傲和奢华，认真调查研究且慎言，政令切实可行且简单易行等等。‘居简’的意涵是指心态上对人对事漫不经心且轻视，好高骛远而平常准备不足，暗含投机取巧和贪婪之念等。

    朱熹注曰：仲弓以夫子许己南面，故问桑伯子如何。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简者，不烦之谓。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夫子讥其欲同人道于牛马。然则伯子盖太简者，而仲弓疑夫子之过许与？仲弓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简，虽可取而未尽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而简，则为疏略，可谓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则心中无物，故所行自简；居简则先有心于简，而多一简字矣，故曰太简。”

    6·3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呢？”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没有听说谁是好学的。”

    在孔子眼里，冉雍天生就具备着非凡政治悟性，但从好学向上的角度看，孔子则认为颜回更胜一筹。孔子认为生气发怒是人性的自然行为，一般人会稍不如意便随意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悦，乃至会将对甲的怒气迁移至乙，并且还可能毫无理智地继续‘发扬光大’。孔子没有说仁者不可以生气发怒，但赞赏颜回这样虚怀若谷修心养性的人。颜回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他不会将‘怒气’由甲而迁移至乙即所谓‘颜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迁’。颜回具有‘回也闻一以知十’的学习修养能力，他的精进法门就是：非礼勿视、听、言和动正是坚守‘真而静’而滋养本性修正居心。正是由于他能做到心态上‘真而静’，进而才能再做到‘不贰过’。也就是知道了自己的那个‘不善’的过失，找到了根由，自我批评反省以后，就不会再犯同样的过失了。而一般人多数是屡教不改的，或在关键的时候因受冤失利了而怒火满腔。多数人过去养成习惯而常常会一而再地犯同类过失。

    朱熹注曰：怒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复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真好学矣。短命者，颜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则亡，又言未闻好学者，盖深惜之，又以见真好学者之难得也。程子曰：“颜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迁。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不贰过也。”又曰：“喜怒在事，则理之当喜怒者也，不在血气则不迁。若舜之诛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与焉。如鉴之照物，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已，何迁之有？”程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学之道奈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于圣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所以为学者，不过记诵文辞之间，其亦异乎颜子之学矣。”

    6·4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 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

    子华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求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冉求却给他八十斛。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肥马驾的车子，穿着又暖和又轻便的皮袍。我听说过，君子只是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周济富人的人。”

    相比较颜回和冉雍，子华则有着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子华是世家子弟，平常家境富裕。子华如此这般虚荣阔气地出使齐国，而母亲在家却还要别人的周济，这实在是道理上说不过去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这则段落表达出来的另一层涵义是孔子并没有责怪冉求擅自多给了子华母亲更多的粮食。孔子是想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生活道理，既君子应讲情面，也应义不容辞将自己有限的财物救助那些急需者，不提倡没有人情味的刻板教条。但提醒人们通情达理地处理这类事件时候，要区分好这急需者的贫富状况并认清导致这种急需背后的真正原因。这里有一个原则，既君子周急不济富，不去巴结讨好。

    朱熹注曰：急，穷迫也。周者，补不足。继者，续有余。言常禄不当辞，程子曰：“夫子之使子华，子华之为夫子使，义也。而冉子乃为之请，圣人宽容，不欲直拒人。故与之少，所以示不当与也。请益而与之亦少，所以示不当益也。求未达而自与之多，则己过矣，故夫子非之。

    6·5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给孔子家当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推辞。（如果有多的，）给你的乡亲们吧。”

    与子华正好相反，原思家贫寒，却处处奉公守法而清正廉洁，没有贪得无厌之心。孔子按劳分酬，给与原思的超过其生活所需。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会因为人家推辞就少给别人（一般人可能就因别人推辞而将规定要给的省下来），并同时鼓励施舍和周济穷人。孔子不吝啬刻薄，既不浪费，又施舍有度，不会嫌贫爱富。

    朱熹注曰：有余自可推之以周贫乏，盖邻、里、乡、党有相周之义。盖赤苟至乏，则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请矣。原思为宰，则有常禄。思辞其多，故又教以分诸邻里之贫者，盖亦莫非义也。”张子曰：“于斯二者，可见圣人之用财矣。”

    6·6 子谓仲弓，曰：犁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对冉雍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不想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仲弓是一位贤能之士，但因家境贫寒出身份低微，故而在那样一种讲家庭背景的社会里，仲弓难以人尽其才并有些气馁。因而孔子给仲弓说道理并鼓励他。孔子主张任人为贤，认为国家社稷应使用品行端正而才华卓越的人才，而不应有门第、血统、出身和地域等狭隘的观念。 同时也是在告诫有着世俗观念的人，那些努力向上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总有一天要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的，这是天地造化之功，非人私欲可以阻碍得住。

    朱熹注曰：犁，利之反。骍，息营反。舍，上声。犁，杂文。骍，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骍。角，角周正，中牺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虽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恶，不能废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也。然此论仲弓云尔，非与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鲧为父而有禹。古之圣贤，不系于世类，尚矣。子能改父之过，变恶以为美，则可谓孝矣。”

    6·7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颜回这个人，他的心境可以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状态，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仁而已。”

    孔子再次表扬颜回的好学和良好的修养境界。孔子认为多数人可能言行上偶尔会展露一下仁的境界，但修养不够，是很难长久保持住仁的意境的。

    朱熹注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变之节，言其久也，过此则圣人矣。不违仁，只是无纤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颜子于圣人，未达一闲者也，若圣人则浑然无闲断矣。”张子曰：“始学之要，当知‘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内外宾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过此几非在我者。”

    6·8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仲由做事果断，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冉求有才能，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因为有叛逆造反的野心，孔子对他是持批评意见的。相比较颜回和冉雍，这里提到的三个孔子的学生也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即做事果敢、通达事理和一技之长。而这些方面的特长皆可以使他们出任对应的行政管理职务。然而这未必就是季康子所喜欢和需要的那类人才。季康子与孔子的人才观是不同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孔子并不认为担任行政官员非得是具备贤德好学和知识全面的人才。

    朱熹注曰：从政，谓为大夫。果，有决断。达，通事理。艺，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问三子之才可以从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长。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长。能取其长，皆可用也。”

    6·9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派人请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请他的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那边去了。”

    季氏在鲁国有权有势，他较为看重闵子骞。然而季氏在鲁国不忠不义的乱政行为，使得闵子骞宁愿离开家乡也不愿为他做事。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富贵不是君子儒品性的人毫无原则的选择。

    朱熹注曰：闵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为己辞。言若再来召我，则当去之齐。程子曰：“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曾子数人而已。”谢氏曰：“学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乐道而忘人之势。况闵子得圣人为之依归，彼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不啻犬彘。又从而臣之，岂其心哉？在圣人则有不然者，盖居乱邦、见恶人，在圣人则可；自圣人以下，刚则必取祸，柔则必取辱。闵子岂不能早见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为季氏附益，夫岂其本心哉？盖既无先见之知，又无克乱之才故也。然则闵子其贤乎？”

    6·10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病了，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外面握着他的手说：“人死呀，皆命理天数呀！这人呀，总是会有其各自的疾病呀！这人呀，总是会有其各自的疾病呀！”

    孔子慈悲为怀，悲怜感叹伯牛不可治之症，并安慰伯牛说是人就免不了一死，人病人死是自身的命理天数而定，而这命理天数是与自己自身的遗传、日常生活方式和所处的外在环境决定的。孔子同时也因即将失去这位好学生而由衷地悲伤。

    朱熹注曰：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为癞也。牖，南牖也。礼：病者居北牖下。君视之，则迁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视己。时伯牛家以此礼尊孔子，孔子不敢当，故不入其室，而自牖执其手，盖与之永诀也。命，谓天命。言此人不应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则非其不能谨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见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称，亚于颜、闵。故其将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6·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孔子由衷地赏识颜回那种超然于尘世的洁净性情。一个生活在世俗人堆里的人，绝少有心境不受生活环境所沾染的。穷则思变并努力发家致富是常人的心性，只有颜回可以身处贫寒而忘记贫富的概念，而全身心地沉浸在学习求知的乐趣中。 颜回真乃大贤大仁者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也，贫穷并非一定是不快乐的源泉。

    朱熹注曰：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

    6·12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老师您所讲的仁道，而是我的能力不够呀。”孔子说：“能力不够是到半路才停下来，现在你是自己给自己划了界限不想前进。”

    孔子作为过来人站在高点向学生述说仁道的探究和自身人品的升华是诚心实意努力而为的结果，而大凡不能取得成就者皆是因为妄自菲薄，三心二意或自甘堕落的结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比如颜回。

    朱熹注曰：力不足者，欲进而不能。画者，能进而不欲。谓之画者，如画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称颜回不改其乐，冉求闻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说夫子之道，诚如口之说刍豢，则必将尽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画而不进，则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于艺也。”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学做一个君子式的读书人，别做一个小人式的读书人。”

    这是针对子夏这类中等才器的学生说的。可能是因为子夏的性格中有着投机取巧的一面，于是孔子要他走正路而成为有用之才。儒，即读诗书学礼乐而行为举止有教养的人。君子儒是指通过学习来成就成为一个真才实学而意欲事业成就的大器者，并进而对社会国家有益。小人儒乃小器之人，书读得还好，其内在的个性多有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的一面，故而终难被世间所称道敬重。

    朱熹注曰：儒，学者之称。程子曰：“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谢氏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闲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此。”

    6·14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做了武城的县宰。孔子说：“你在那里见到什么人才没有？”。子游回答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行为不俗，没有公事从不到我屋子里来。”

    子游知道孔子有欲纳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德行，于是向孔子提到了澹台灭明这个人，并以两件小事来突出其身正自守的高洁品性，即不会投机取巧，也不会贾公济私。这正好点出社会世俗中最常见的一般人性活动，即不知不觉地就投机取巧，好逸恶劳，主动巴结并奉承权贵等。后来澹台灭明也成了孔子的学生。

    朱熹注曰：澹台姓，灭明名，字子羽。径，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饮射读法之类。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见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其有以自守，而无枉己殉人之私可见矣。杨氏曰：“为政以人才为先，故孔子以得人为问。如灭明者，观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后世有不由径者，人必以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为简。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谓持身以灭明为法，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惑。

    6·15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有了功劳不喜欢夸耀自己。有一次他带队打了败仗撤退的时候，他将自己留在最后掩护全军。快进城门的时候，别人夸耀他负责而勇敢时，他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得不快。’”

    孟之反是一位真正做到‘不伐己功,不矜己能。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人。孔子在此特别提到孟之反即使是在部队撤退这么恐惧的状态时仍为了保障士兵的安全而殿后，有舍身取义的美德。而尤其难能可贵之处是他却将撤退殿后说成是战马跑不快的原因。能做到舍身取义的人很少，而不夸耀自己美德的人更，而能在别人夸耀自己时善用言词淡化者更是少之又少。这既是美德，也是身处乱世之官者免遭人妒忌的自保之术。一般人多为沾沾自喜者，邀功，喜欢别人夸耀，这类人身处乱世就不一定能自保生命。

    朱熹注曰：孟之反，鲁大夫，名侧。胡氏曰“反即庄周所称孟子反者是也。”伐，夸功也。奔，败走也。军后曰殿。策，鞭也。战败而还，以后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谢氏曰：“人能操无欲上人之心，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夸人者，皆无足道矣。然不知学者欲上人之心无时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为法矣。”

    6·16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巧言谄媚的本领，而仅有宋朝公子的美貌，在今天的社会里混碗饭吃就比较艰难了。”

    孔子以此指出战国时期的社会秩序及道德水准已经非常地败落，只有那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阴谋家才能在这个社会里吃香，而往日那些在富贵权势面前受宠的漂亮宋国公子如今也颇感生计不易。而按照一般社会常规来说，喜欢美貌是人性的习惯，人皆喜欢帅哥美女，尤其权贵之人常常私下眷养一些帅哥美女。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社会已陷入了异乎寻常之恶劣状况中了。

    朱熹注曰：鮀，徒河反。祝，宗庙之官。鮀，卫大夫，字子鱼，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

    6·17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说：“谁能不经过屋门而走出去呢？为什么没有人走（我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呢？”

    孔子这里所说的，其实仅是一个借喻来说明战国时代人心思想混乱，社会道德水平低劣，朝廷及社会各阶层极度缺乏诚、信、义、礼。他所宣扬的“德治”、“礼制”，在当时有许多人不予重视，社会乱象丛生。所以，孔子因此发出了这样叹息。孔子认为道德礼义的仁道风尚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就应遵循的，就好比一个人从房子内走出来，自然是要走大门的，然后再步入门前的大道之中。人们不以走歪门邪道为丑恶，不以拉关系走后门为可耻，这好比从家中跳窗或墙上砸个洞钻出来，也好比有大道不走而走入荒凉荆棘之中。

    朱熹注曰：言人不能出不由户，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叹之之辞。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远人，人自远尔。”

    6·18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本质突出而缺乏形式上的修饰，则易流于生硬粗俗：过分讲究外在形式而缺乏应有的内涵本质，就显华而不实或迂腐。只有本质朴和形式配合恰当，才是个廉廉君子。”

    野，生硬、俗气、教条之意。文，此处非指文章，而是指外表形式的装饰或修饰等。史，过于华而不实或显老气迂腐等。孔子是以此来说战国时期的许多文人多言行虚伪，爱作表面文章来阿谀奉承权贵，而太缺乏质朴的内涵，因而孔子说这样虚伪的做法实在不是君子之为。但孔子认为毫无斯文的朴质也不好，君子应当是文质彬彬的。文与质是对立的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朱熹注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杨氏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

    6·19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孔子说：“一个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而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只他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直’即耿直、坦率、正直、正派，同虚伪、奸诈是对立的。 孔子认为‘直’，符合天地间生育生长的自然法理。好比树木，就是以主干直直地向上生长的。与此相对，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处处赤裸裸地用虚伪奸诈的言行处世待人，他们也能生存，甚至一段时期内活得更好，这只是他们侥幸地避免了灾祸，并不说明他们的不正直有什么值得效法的。

    朱熹注曰：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

    6·20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说：“只是浅浅地了解一门学问，不如升华至喜欢这门学问；喜欢一门学问，不如将这门学问的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而从中获得乐趣。”

    知、好、乐是我们学习和应用每一门学问或学科的一个心理过程。许多人没读好书或没能学好一门技能，多半是因为没有认识并突破一层层心理障碍。孔子以此教导我们，世上的各门学问，只要努力学习实践，下决心突破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件件障碍，就可以进入‘好’和‘乐’的境界，当你能自信地去驾驭它的时候，也就成功了。

    朱熹注曰：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张敬夫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

    6·2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孔子说：“具有中等以上资质的人，可以给他讲授较高深乃至形而上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授较高深的学问。”

    这里的‘中’可以理解为资质，即天生的智商与后天的历练之和。孔子认为，对一个人讲授一门课程或授之某种技能，与其之前的基础有关，要因才施教。这同时也指人品的善与不善。对善者应授之更深更高的学问，而对不善者则不应授之过多的学问。

    朱熹注曰：语，告也。言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

    6·22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是‘智’的境界，孔子说：“为政务民的要义，在于致力于使大众遵从社会公正合宜的道理和行为规范，引导人民正确认识鬼神及其宗教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区别，使社会朝着文明健康而安祥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样，那么他的所做所为就是一个智者的所作所为。”樊迟又问怎样才是‘仁’的境界，孔子说：“仁者为政，总是事先预计到各种灾难并做好准备，将灾难消灭于未然。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样，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称得上是仁者的所作所为了。”

    孔子认为‘知’和‘仁’皆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概念。他提出‘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教导为政务民者不可以用以鬼神色彩的宗教作为主政思想。但为政者却不可一味否定打倒宗教，因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生活现象，根植在社会大众生活中，而且可能是某段时期社会大众生活的主导。因而为政为民的要义在于尊重民风习俗和大众的宗教信仰，同时更要因势利导使大众逐渐摆脱迷信鬼神。因为普通大众对自然的了解和定力远不及智者，把持不住形而上精神世界的规律，容易受到别人利用乃至成为受伤害者。古代‘鬼神’的概念并非通常概念的‘鬼神’，也包含人们对许多自然界未解之谜的总括。孔子主张人不要一味否定‘鬼神’，而要保持一定距离地敬重，这其中具有主张人们尊重客观规律的意味。

    朱熹注曰：知、远，皆去声。民，亦人也。获，谓得也。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又曰：“先难，克己也。以所难为先，而不计所获，仁也。”吕氏曰：“当务为急，不求所难知；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

    6·23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说：“智者的德性好似流水，充溢四处。仁者的德性好似高山，巍峨屹立。智慧的德行活跃蓬勃，仁者的德行宁静泰然。智者达理而乐观，仁者守拙而长寿。

    知者明了事理而能灵活施展，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智慧者的思想遵从自然的法理似悠然的流水，乐运其才以因势利导。仁德者的心性遵从自然的法理似屹立的高山，巍然不动而育万物生养；智慧者以社会自由快乐为先，故快乐。仁德者以国泰民安为本，故长寿。孔子以此概括出知者和仁者的性格特征。希望人们依据自己的个性参照江河流水和高山巍峨而修成至‘智’或‘仁’的境界。

    朱熹注曰：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6·24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说：“齐国一改变，可以达到鲁国这个样子；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先王之道了。”

    孔子指出遵循“仁道”是治国安邦的最高原则。在春秋时期，齐国生产力实行了一些改革，故而较发达，是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家。但齐国只是物质基础方面的富强，而非思想精神文明的富强。与齐国相比，鲁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保存着较为完备的周朝制度，所以孔子说，齐国应在文明礼教方面进行改革，达到目前鲁国礼教的水平。而鲁国尽管较齐国弱小，但还应在社会文明礼教方面进行改革，达到周朝时期的那种良好社会风尚的水准，向先王之道发展。这反映了孔子对周礼的无限眷恋之情。可见在孔子心中，国家的大小或物质方面的富强并非一定说明这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就一定也是富强的，他更侧重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朱熹注曰：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谓二国之俗，惟夫子为能变之而不得试。然因其言以考之，则其施为缓急之序，亦略可见矣。

    6·25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了，这也算是觚吗？这也算是觚吗？”

    孔子的思想中，周礼是根本不可更动的，从井田到刑罚；从音乐到酒具，周礼规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里，孔子概叹当今事物名不符实，主张“正名”。尤其是孔子所讲，现今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这种状况，是不能让人容忍的。 孔子憧憬美好和谐的人类社会，而不是复辟。

    朱熹注曰：觚，音孤。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则非人，国而不治则不国矣。”

    6·2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问道：“对于有仁德的人，别人告诉他井里陷着一位仁人啦，他应当跳下去救他吗？”孔子说：“这说的是什么道理呢？君子应当去救他，但不可以自陷井中；君子可能一时被欺骗，但不可以总被迷惑。”

    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宰我的思想和日常的言行有些抵触为仁之道。仁者见人有难或生命遇险，自然生起珍惜生命的良心，就必然会去施救。孔子主张既因珍惜别人的生命，也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主张君子遇事应有研判能力，要思考解决问题的更为妥善之举，不可愚昧盲从。

    朱熹注曰：刘聘君曰，“有仁之仁当作人”，今从之。从，谓随之于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笃，而忧为仁之陷害，故有此问。逝，谓使之往救。陷，谓陷之于井。欺，谓诳之以理之所有。罔，谓昧之以理之所无。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从之于井，则不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之愚也。

    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世间的各类学问，又以社会道德思想来约束自己，那么言行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孔子主张人们皆应广泛地学习各类学问，但同时一定要遵从着社会道德规范，自觉地进行品德修养，那么这样的人大致就不会离经叛道而成为祸害社会的之人。

    朱熹注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6·28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当时的态度很不高兴。孔子指着自己对子路生气地说到：“假如我真否定一个人呀，那是因为上天都厌弃他的呀！那是因为上天都厌弃他呀！”

    南子是美女，是卫国妃子，对当时卫国的朝政影响很大。然而她过去的不良记录引起了社会的猜忌和诋毁。包括子路在内的许多社会上的人士因为道听途说南子的旧事就自然主观上对南子存在偏见。然而孔子待人处事遵从着仁道，故而对南子的看法有别于他人。子路以自己对南子的看法强加于孔子，并认为自己尊贵的老师去见南子有损于老师的形象，也怕会引起社会的说三道四，于是就生硬地阻挡着孔子前去。孔子于是就对子路说，你们要是对一个人有了偏见呀，就会完全不理而厌弃别人。我对人的态度与你们不同呀，我并不厌恶任何人，但假如我有一天真的也会厌恶一个人了，那是因为上天都已经厌恶这个人了呀！

    孔子是天性仁德的人，孔子说：“维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又说：“苟志于仁者，无恶也。”按易经的理论，世间没有永恒静止的事物，此一时，彼一时也，因而善恶是一对因时因地而会转化的主观认识。仁者了解这些道理，故而比常人少有偏见和亲疏远近。

    朱熹注曰：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6·29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说：“中庸其实就是指德行呀，是最高境界的德行呀！民众中很久没有盛行这种德行了。”

    庸，平常心态，即不高贵，也不低贱。即无所谓得，也非所谓失等。其形木纳而和蔼。中，是涉及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概念，比如静与动，阴与阳等。其形理智而忠厚。中庸的德性就是心胸博大而包容纳储，表现于外就是中庸的德行，自然地遵从自然的法理，质实自然，而显现出‘厚德载物’之像。在处事待人存在利害关系方面也就是不强求，不偏执，不过于计较，不过于喜欢，也不过于厌恶。今世之人所谓‘折衷调和’并非完全能够充分表达‘中庸’这个概念。中庸是品德修持达到很高境界者（相当于佛学中的‘开悟’）一种自然的处理事物的心态，而非有意有目的的作为。现今的人对‘中庸’各有其解释，可以进一步分化成为仁者的中庸，君子的中庸和小人的中庸。后两者如果说自己比较‘中庸’，那其实是在将‘中庸’当作一种话题工具而已。中庸即知仁合一。

    朱熹注曰：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极也。鲜，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兴于行，少有此德久矣。”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对于子贡这位财主式的才子，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施予教导。圣人的境界即天人合一，人与人合一。

    朱熹注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而愈远矣。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