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论语》的意境 泰伯篇第八

    孔子认为‘礼让’的精神是一种美德，而将天子之位让给具有圣德的人则是天德，因为天下只有在具有圣德的人治理下才能太平并和谐发展。这些圣德之人永远都是读书人努力效仿的榜样。孔子认为人的品德不好便是社会的乱源，并罗列出了几种主要不良性格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因而提出诗、礼、乐是所有人基础教育不可缺少的道德品质教育，并认为这种心灵的教化关乎到社会的动乱和安定。孔子自己除了从事伟大的文化整理工程之外，还积极从事文化的改良工作，认为文化的改革要以更合乎人性和更能助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显示出孔子内心渴望社会安定而文明进步的强烈愿望。

    8·1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多次公开说要将王位让给弟弟季历。为此，老百姓尽管没能直接得到过他的恩泽，但却言无不尽地赞美他。”

    夏朝以后的古代宗族社会里，王位必须传让给长子。传说古公亶父知道自己第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既周文王）有圣德，内心想传位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知道父亲这样的心思后，加上自己也反对父亲灭商夺天下的野心，因而就开始主动在各种场合表达出让位的心声。但泰伯的贤能却是举朝共识的，因而这样的贤让阻力极大，而自己的父亲也是左右为难。最后，泰伯想出一个万全其美的策略，就是‘走为上计’，这样才不致使各方为难。之后，泰伯就与二弟仲雍一起突然消失而避居到吴，并隐姓埋名断绝一切音讯，乃至古公亶父死，泰伯和仲雍不回来奔丧，后来又断发文身，表示终身不返，从而促使君位只好让给了季历，季历再传给姬昌，即周文王。武王时，灭了殷商，统一了天下，并派人在天下四处寻找自己的伯父二人，最后才在吴地（既今江西的樟树一带）找到了泰伯和伯雍的后人。这一历史事件在孔子及那个时代的贤人看来，是值得津津乐道的，认为三让天下的泰伯是道德最高尚的人。老百姓对他们是称颂无比的。

    上能如此贤让王位给圣德之人的事件极少，而这样的贤让又有忠君尽孝的背景，因而孔子说泰伯的贤德可谓达到了极致。

    朱熹注曰：泰伯，周大王之长子。至德，谓德之至极，无以复加者也。三让，谓固逊也。无得而称，其逊隐微，无迹可见也。盖大王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大王之时，商道寖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灭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于是大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为文王。文王崩，子发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盖其心即夷齐扣马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宜夫子之叹息而赞美之也。泰伯不从，事见春秋传。

    8·2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孔子说：“只是一味恭敬而合顺礼法的秩序，就会劳碌无成；只是谨慎而不遵从着礼法而行进退，就会畏缩拘谨而自毁；只是一味勇猛向前而无礼让，就容易破坏和睦而生争讼；说话直率而无起码的对人礼貌，就会因尖酸刻薄而伤人自尊。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父母尊长，老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的风气；君子如果不遗弃故交亲友，老百姓就不会对人冷漠无情了。”

    礼，既礼法和礼仪。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既人道），人性中的“恭”、“慎”、“勇”、“直”等个性都是正面的，但‘德’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遵循着“礼”，只有在“礼”的指导下，这些‘德’实施的目地才能符合中庸的准则，否则就会出现“劳”、“葸”、“乱”、“绞”，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作用效果。 孔子认为有教养学识的人要有忠孝之心和实际的言行，不要嫌贫爱富，不要只重名利而轻薄旧故。

    朱熹注曰：葸（XI），畏惧貌。绞，急切也。无礼则无节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谓在上之人也。兴，起也。偷，薄也。张子曰“人道知所先后，则恭不劳、慎不葸、勇不乱、直不绞，民化而德厚矣。”吴氏曰：“君子以下，当自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节与上文不相蒙，而与首篇慎终追远之意相类，吴说近是。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病，把他的学生召集到身边来，说道：“翻开衣服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看看有没有损伤）！《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呀，好像站在深渊旁边，好像踩在薄冰上面。’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再会受到损伤了，弟子们！”

    曾子借用《诗经》里的三句，来说明自己一生谨慎小心，避免损伤身体，能够对父母尽孝。据《孝经》记载，孔子曾对曾参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是说，一个孝子，应当极其爱护父母给予自己的身体，包括头发和皮肤都不能有所损伤，这就是孝的开始。曾子在临死前要他的学生们看看自己的手脚，以表白自己的身体完整无损，是一生遵守孝道的，以此叮咛自己的学生。可见，孝在当时的道德规范当中是多么重要。

    朱熹注曰：夫，音扶。启，开也。曾子平日以为身体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于此使弟子开其衾而视之。诗小旻之篇。战战，恐惧。兢兢，戒谨。临渊，恐坠；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门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难如此；至于将死，而后知其得免于毁伤也。小子，门人也。语毕而又呼之，以致反复丁宁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没，为终其事也，故曾子以全归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曾子临终而启手足，为是故也。非有得于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体犹不可亏也，况亏其行以辱其亲乎？”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对他说：“鸟快死了之时，它的叫声里充满着悲哀；人快死了的时候，他的话语往往是发自善意而说的（曾子意表自己因重病在身而将不久人世）。君子应当在这三个方面时时提醒自己：发慈悲之心而真情实意地而使自己恭敬庄重，从而可以使自己在待人处事时避免粗暴和怠慢；发正义之心而无私心妄念而使自己诚恳公正，从而使自己在待人处事时就能持守着诚信；使自己的话语着力于严谨而顺理，从而就能使自己在待人处事时避免背理。至于祭祀和礼节仪式，就该请教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吏，不可过分介入干预。”

    曾子与孟敬子在政治立场上是对立的。曾子在临终之前，他还在规劝孟敬子以正身之法，所以他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方面表白他自己对孟敬子没有恶意，同时也告诉孟敬子，作为君子应当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三个方面，这是内在修养的具体表现，而无须外求。

    朱熹注曰：孟敬子，鲁大夫仲孙氏，名捷。问之者，问其疾也。言，自言也。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谦辞，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识之也。远、近，并去声。贵，犹重也。容貌，举一身而言。暴，粗厉也。慢，放肆也。信、实也。正颜色而近信，则非色庄也。辞，言语。气，声气也。鄙，凡陋也。倍，与背同，谓背理也。笾，竹豆。豆，木豆。言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若夫笾豆之事，器数之末，道之全体固无不该，然其分则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动容貌，举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礼，暴慢斯远矣。正颜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远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尹氏曰“养于中则见于外，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细，则有司存焉。”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为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说：“自己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知识多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知识很充实却好像很空乏；被人侵犯却也不计较——从前我的朋友就这样做过了。”

    这一段所强调的是人不可自以为是，不要以为自己所受教育如何如何高或经历又如何如何丰富，自然世界博大而复杂，人不懂的领域很多很多。曾子因此教导我们，不要让过去的知识和经历成为我们思想的负担，随时随地都要敞开心怀接纳，探究，询问我们认为已懂的和不懂的问题，那么我们一定就会有新发现新长进。曾子在此也暗示我们，求知的眼光不可以只瞄准在那些我们认为比我们学位或知识更高更广的人身上，反而是要特别注重向普通人学习问教，因为往往他们看似普通，或许他们身怀绝技，或见解独特，或因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提示给我们一片全新的领域。人固然要保持谦逊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不能有傲慢之心，而最重要的是“犯而不校”。因为求教的过程里，常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因而曾子说“犯而不校”，就是要我们为了求知，我们必须要有忍让的精神，不能一遇挫折就放弃或怨恨于心。

    朱熹注曰：校，计校也。友，马氏以为颜渊是也。颜子之心，惟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间，故能如此。谢氏曰：“不知有余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

    8·6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说：“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政权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能为大节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之人啊！”

    孔子从教一生，所欲培养出来的人就是希望他们个个都是为有道德、有知识、有才干的君子之人。曾子以此阐明真正的君子之人是：他们可以受命辅佐幼君而不谋反乱政；可以执掌国家政权而努力使天下兴盛而又不中饱私囊；他们可以在生死关头为大义大节而决不动摇屈服。这就是具有节操的人，也就是君子之人呀。

    朱熹注曰：与，平声。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与，疑辞。也，决辞。设为问答，所以深着其必然也。程子曰：“节操如是，可谓君子矣。”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说：“读书求上进的学生不可以没有远大的志向和刚强的毅志，因为他责任重大呀，道路遥远呀。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

    士，既读书人。弘，志向宏大。有志向的君子应胸怀大志，不要鼠目寸光地只计较个人得失，只有这样的人内心才能负重。有志向的君子还应培育自己刚强的意志，在前进的道路上百折而不饶而不轻言放弃，他才能肩负重任而至遥远。成仁可谓最大的志向和最沉的重任，需人历行一生，至死方已。这才是仁人君子的品质呀。

    朱熹注曰：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又曰“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人受教育，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

    人在出生和少儿时期，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内心开始有善恶之念。少儿上学，该如何被教育呢？孔子认为《诗经》中的每一篇皆是人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读来可以调理并改变人的性情，通达人世间情感之理，知晓善恶之分，可以相伴随而生起仁爱之心，而后可以不易受到外界侵扰。礼仪是以自然礼法作为其机体的，是人世间人伦常纲的具体体现，因而礼的教育使人恭敬而知节义，而后可以卓然立世。乐是大地自然之声，可以养人之性情，荡涤心绪里的邪秽，消融意识里的渣滓，而后自和顺于社会道德，这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呀。诗、礼、乐皆来自自然而又和顺于大自然。古人以此教人自立于社会而自明人伦常纲，自晓治家安邦以至和谐的大理。

    朱熹注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按内则，十年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埽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说：“如果百姓认可，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就给他们说明道理。”

    孔子总结前人的成就而修订出《诗》、《礼》、《乐》，其目的是希望后世的人们从小就能接受良好而正确的教育，成为道德仁义之士，同时也希望授业者遵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导读书人。因而他说如果百姓认可，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就给他们说明道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社会总是容易朝着乱的一面发展呀。

    朱熹注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说：“好勇而逞强又嫌贫而爱富是人性的一部分，社会之人许许多多都潜含有这种个性，这其实就是社会的乱源呀。过于疾恶如仇地对待不仁之人，只会逼迫他们穷凶极恶而做出违法的事来。”

    本章与上一章有关联。好勇逞强而又疾贫爱富是人后天在社会生活中容易滋生的毛病，如果没有受到诗、礼、乐方面的良好教育，人就难以克己复礼，内心常会滋生出邪恶的念头并进而迷失于利益贪婪和争斗之中，社会的和谐因素就容易遭受破坏而出现动乱。尽管社会之中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遵纪守法，但时常都还能见到心态偏激而恶毒之人，即不仁者。孔子天性不恶恶，孔子认为对不仁者施以仁爱的诗礼乐的教化可以荡涤其心中的邪秽，消融其渣滓，否则他们的恶心就会更加深重而再难治愈，而容易变成社会的乱源。”

    朱熹注曰：好，去声。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孔子说：“一个位居高位的人即便有着向周公那样的伟大才智，但如果他内心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那他的所作所为一定经不起推敲而很难受到人民的赞誉。”

    位居高位之人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不良性情就是骄矜傲慢而又贪婪吝啬，这是无德不仁的心态呀。那么他们以这样的心态为政务民，其所作所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方面在治理着社会，而社会也同时在他们的治理之下滋生出许多歪门邪气和违法乱纪的事件来，社会进而民怨频发而乱相丛生。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诗、礼、乐的教化其实是人心道德仁义的熏陶教育。位居上位之人尤其需要有道德仁义的情操，要在为政务民的过程中具有包容之心，同情之心，忠君爱民之心和敬业奉献精神，还需要有谦虚礼让胸襟和实际行为。故而这样的道德仁义教化应普施于所有读书人，让所有人的心灵都得到仁义的熏陶教育，这是教育的根本和目的呀。

    朱熹注曰：才美，谓智能技艺之美。骄，矜夸。吝，鄙啬也。程子曰：“此甚言骄吝之不可也。盖有周公之德，则自无骄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骄吝焉，亦不足观矣。”又曰：“骄，气盈。吝，气歉。”愚谓骄吝虽有盈歉之殊，然其势常相因。盖骄者吝之枝叶，吝者骄之本根。故尝验之天下之人，未有骄而不吝，吝而不骄者也。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孔子说：“学了三年还不得仁义要领并因此达不到出仕水准要求的人，是很少的。”

    孔子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治世安邦的人才，但最为注重学生道德仁爱的心灵教化。孔子经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认为这样三年时间的文化及道德仁义的基础教育是可以打造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思想为政务民的才士来的。

    朱熹注曰：易，去声。谷，禄也。至，疑当作志。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杨氏曰：“虽子张之贤，犹以干禄为问，况其下者乎？然则三年学而不至于谷，宜不易得也。”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说：“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进步，坚守道德仁义的大道。不进入危险的环境中，不在混乱的地方居住。社会祥和平静了就出来为社会做事；社会乱象丛生就隐居而勤奋学习。在祥和平安的社会里，如果自己仍然生活贫困而又低贱地过活，这真是耻辱呀；社会动乱不安而自己却因而变得富贵，也是耻辱呀。”

    孔子那个年代是周朝天子制下的诸侯战国时期，保家卫国这样的概念尚不还不是主流思想之一。孔子教诲读书人要勤奋学习并爱惜生命，待时而发。社会在天地运作过程中会有安定也有混乱的时期，但无论天下是安是乱，读书人都要笃信仁义道德并勤奋学习。天下混乱不安时，出仕为官要识时务，不该拿生命当儿戏，能力不足者如能退隐不失为上策。天下无道，读书明理的人难能有所正面的作为，这时百业萧条，人心险恶而诚信极差，人们生计艰难，退隐于家或山林市井之中未尝不是一种最佳选择。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形，通常在混乱的社会里能够积攒起财富者大多是靠欺诈掠夺或官商勾结来牺牲大众利益而获得，因而孔子说在社会生灵涂炭之际大发乱世之财的行为是可耻的。邦无道时，纵使是从事那些在社会安定发展时期被社会视作下等工作的事也不是可耻的，只要是自食其力而死守善道就行。邦有道时，既社会处在安定发展时期，作为读书懂知识的人，一定要自强不息并勤奋地工作，去从事那些更能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但要守善道。而妄自菲薄生活于贫困之中而且从事低贱工作的读书人是可耻的。但生活于贫困之中但却从事于高尚的事业着，则不算可耻。

    朱熹注曰：好，去声。笃，厚而力也。不笃信，则不能好学；然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则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则亦徒死而已。盖守死者笃信之效，善道者好学之功。见，贤遍反。君子见危授命，则仕危邦者无可去之义，在外则不入可也。乱邦未危，而刑政纪纲紊矣，故洁其身而去之。天下，举一世而言。无道，则隐其身而不见也。此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能之。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晁氏曰：“有学有守，而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然后为君子之全德也。”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考虑那职位上的事。”

    读书人最好议论政事，常常是一边议论一边谩骂，斥责别人如何不行的同时也唱几句高调。孔子以此告诫读书人说没有从事过那份政事工作，就不知其如何不易，不知其运作规律，因而就别纸上谈兵。‘笃信好学’大致是说人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多在理论及实践中学习，因而读书人要多花时间去调查研究而后再提出建议。

    朱熹注曰：程子曰：“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

    8·15 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孔子说：“从太师挚演奏的序曲开始，到最后演奏《关睢》的结尾，丰富而优美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

    孔子自卫国回到鲁国后，从事文化的整理工作。宫廷音乐的合奏经一番变革之后，曲调就变得优美而洋洋盈耳了。孔子以此提出一个改革成功的实例，告诫读书人做有益的事情，从事文化的复兴工作。以此我们知道孔子不仅尊敬崇尚优秀的古代文明，他还是倡导改革进取的导师。

    朱熹注曰：挚，音至。雎，七余反。师挚，鲁乐师名挚也。乱，乐之卒章也。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适师挚在官之初，故乐之美盛如此。

    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无知而又不厚道，无能而又不诚实守信，我真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孔子针对社会许多读书人这些恶劣的表现表达出自己的叹息之声。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处世的精神修养和风貌。孔子认为社会文化文明沉沦堕落皆是因为社会的教育方式方法出了问题，因而提出改良之法，倡导社会从诗、礼、乐方面入手开始对人的心灵进行基础品德教化。

    朱熹注曰：侗，无知貌。愿，谨厚也。悾悾，无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绝之之辞，亦不屑之教诲也。苏氏曰：“天之生物，气质不齐。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则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马之蹄啮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驯。有是病而无是德，则天下之弃才也。”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孔子说：“学习知识就像追赶不上那样，又会担心丢掉什么。”

    向善成仁的学习任重道远，以此劝导读书人学无止境，不要骄傲自满。即使是功成名就者，尔后还要朝着成就舜禹那般至仁至圣的伟大功业再迈进。

    朱熹注曰：言人之为学，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犹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学者当如是也。程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不得放过。纔说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孔子说：“舜和禹，他们是多么崇高伟大啊！得到了天下，却不以贵为天子而乐也！”

    孔子赞赏古时禅让制，而使天下能够得到舜禹这样伟大的君主，他们不仅是读书人也永远是各时代天子们学习的楷模和思齐的目标。

    朱熹注曰：与，去声。巍巍，高大之貌。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天德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德的伟大；多么广远啊！百姓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它的称赞；他的功绩多么巨大呀！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辉煌啊！”

    尧是中国远古一代圣君。孔子真是太赞美尧。孔子以此告诫后世天子要效法尧帝行天德于天下，建立万世歌咏的丰功伟绩。

    朱熹注曰：唯，犹独也。则，犹准也。荡荡，广远之称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尹氏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五位贤臣，就能治理好天下。周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个帮助我治理国家的臣子。” 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及周武王这个时期，人才是最盛了。但十个大臣当中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个人而已。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事奉殷朝，周朝的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必须有人才，而人才是十分难得的。有了人才，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天下就可以太平。然而人才或多或少，君主的大德最为重要。一个至德的君主绝不强取豪夺，是不兴战事而天下安定，民心归顺的。

    朱熹注曰：治，去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书泰誓之辞。马氏曰：“乱，治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刘侍读以为子无臣母之义，盖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乱本作乿，古治字也。”称孔子者，上系武王君臣之际，记者谨之。才难，盖古语，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尧舜有天下之号。际，交会之间。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际，乃盛于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犹但有此数人尔，是才之难得也。春秋传曰，“文王率商之畔国以事纣”，盖天下归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扬也。惟青、?、冀，尚属纣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与之，人归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

    8·21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他的饮食很简单而尽力去孝敬鬼神；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时尽量穿得华美，他自己住的宫室很低矮，而致力于修治水利事宜。对于禹，我确实没有什么挑剔的了。”

    孔子认为禹帝是一位伟大得无可挑剔的君主。大禹生活简朴，孝敬鬼神，并把人民的福祉摆在首要的地位。那么对于这么一位道德如此高尚的上古君主，何以会致孝鬼神呢？要理解好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清除掉我们今天的脑海里对于鬼神的概念，而使我们更客观地从人类发展过程的实际来看待‘鬼神’。孔子那个时代以前，生产力及科技非常落后，人们对天地自然间一年四季里诸多有规律性的变化开始有了认识，并认为天地自然的运作真是奇妙无比，很自然的一种人类认识思维就会想到或许其背后存在着主宰操纵的某种力量，于是人们必然就会虚构出鬼神的概念来形容这种幕后操手，并相应地构造出一种文化来。人类思维的进化过程就是这样的。再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身体官能上的特异之处，比如我们没有狗那样的嗅觉，我们没有猫头鹰那样的听觉等等。但假设我们人类如果真的具有许多动物身上才有各种机体功能，那么我们面前的世界究竟又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画面来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确有着别人认为不可思议的功能，我们真能见到一些令我们吃惊的人，他们的演示表明他们可以与形而上的‘鬼神’进行沟通。禹帝处在一个大洪水时代，禹帝自认为自己无德，所以才遭遇上天降如此滔天洪水形成巨大灾难，于是禹帝自罚。这说明禹帝真是至德之君呀，将天下的灾难一人扛在肩上，而决不去享用作天子的特权。

    朱熹注曰：闲，去声。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闲，罅隙也，谓指其罅隙而非议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谓享祀丰洁。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韦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沟洫，田间水道，以正疆界、备旱潦者也。或丰或俭，各适其宜，所以无罅隙之可议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杨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间然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