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论语》的意境 子罕篇第九
作者: 王钛功 发表时间 2008-04-30 23:08:20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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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这篇中以身说教,指出‘人非生而知之’。同时向世人展现出他‘天德’的世界观。劝后来者跳出利益及命运等狭隘的个人主义怪圈而在实现道德仁义的伟大抱负之流中奋勇搏击向前去实现上天赋予之职,去开创新时代的伟大文明。
9•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很少谈到个人利益与命运以及与仁道之间的关系。
孔子是圣德之人,当然知道‘利与命’、‘利与仁’和‘命与仁’的辩证关系,也知道一般人对‘命’的理解。然而孔子认识到这些关系是一个高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对一般人较难讲清楚,而多数人都是利欲熏心的。依据一般人的性情,人们总是先重利,再认命,次而求仁。自认‘命好’之人一般就懒的去求‘仁’,‘命不好’者则容易自暴自弃,计利则仁义有损。因此,孔子认为多谈反而是有害无益的,只会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辩之中。因为‘命’这个概念在孔子心中更多的含义是‘天命’,而这‘天命’的概念是一般人很难意识并理解的最高哲学范畴。孔子倡导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并从低到高循序渐进修持道德仁义之之学,而后达到一定层次后就会自然明了这些复杂的现实关系。孔子并非要轻视‘利益’,但孔子心目中将物质上的财富比喻是天上浮云,而所希冀和行动所谋求的是人类社会的大‘利’,即高尚的文化精神。
朱熹注曰: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9•2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党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真伟大啊!他学问渊博,但不知他在哪一方面的专长尤其为世人所称道。”孔子听说了,对他的学生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吧。”
在社会一般人的思想认识之中,人有一技之长而能自谋生活且过得富足为‘命好’之人。所以一般谈‘命’这个问题,大多只是停留在个人物质生活这个层次。许多人的思想很难上升到人类发展及社会共同富有这个大层次上,不知道人类社会无形中存在一个地域及国家文化心灵工程这个大概念。孔子认为只有社会心灵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有家庭及个人的好‘命’,否则个人的好‘命’只能是暂时的,就好比天上浮云一般聚散不定。孔子因而一生都在从事这项浩大的人类心灵工程的建设。达巷党人一方面能够认识到孔子的博学伟大,另一方面又困惑在社会一般人的那种‘利益-命运’关系中来看孔子。古有语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孔子圣德,心之所系维天下苍生,他的思想并不在意一技谋生之长。这里孔子借用‘执御’影射自己着力在人类文明之正确发展的驾御上。正如毛泽东是军事统帅,但却不会开枪打炮一样,他全部心智所系着力在中华民族的崛起上。
朱熹注曰:达巷,党名。其人姓名不传。博学无所成名,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执,专执也。射御皆一艺,而御为人仆,所执尤卑。言欲使我何所执以成名乎?然则吾将执御矣。闻人誉己,承之以谦也。尹氏曰:“圣人道全而德备,不可以偏长目之也。达巷党人见孔子之大,意其所学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于世,盖慕圣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执而得为名乎?然则吾将执御矣。”
9•3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孔子说:“用麻布制成的礼帽,符合于礼的规定。现在大家都用黑丝绸制作,这样比过去节省了,我赞成大家的作法。(臣见国君)首先要在堂下跪拜,这也是符合于礼的。现在大家都到堂上跪拜,这是骄纵的表现。虽然与大家的作法不一样,我还是主张先在堂下拜。”
这句所表明的重要信息是,当前社会改良运动风行,尽管孔子倡导继承发扬周朝的正统礼仪。但‘吾从众’就可说明孔子是非常民主的,而非顽固地死抱周礼不放,他能积极参与大众的改革并本着俭义为重的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
朱熹注曰:麻冕,缁布冠也。纯,丝也。俭,谓省约。缁布冠,以三十升布为之,升八十缕,则其经二千四百缕矣。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臣与君行礼,当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泰,骄慢也。程子曰:“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
9•4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杜绝了四种弊病:没有主观猜疑,没有定要实现的期望,没有固执己见之举,没有自我中心主义和自私之心。
“绝四”是孔子学生感受老师道德修养的境界而总结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而这些正好是我们一般人身上随处可见的毛病。毋意,无刻意的主观倾向和猜疑,与人交往随和而能让人感受到尊重且充实;毋必,无强求别人必须达成某种既定目标,即无强人所难;毋固,无固定的成见和偏好;毋我,无自我中心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言行。孔子这四个‘特点’既是佛教‘无色无相’的意境,既《心经》所欲表达的那种觉悟。因而孔子在人们心目中非常地通情达理,心境已与天地自然合一。
朱熹注曰:绝,无之尽者。毋,史记作“无”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终始,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至于我又生意,则物欲牵引,循环不穷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辞。圣人绝此四者,何用禁止。”张子曰:“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不相似。”杨氏曰:“非知足以知圣人,详视而默识之,不足以记此。”
9•5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被匡地的人们所围困时,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里举例说明孔子的‘绝四’。人最能表露真实的内心情感的时候就是身处万分危急的情形时。而当孔子身陷险境时发出了他真实的‘天命’心声,并异常冷静地得出结论。个人的猜想是孔子通晓《易经》,而且作为圣德之人的孔子对自然变化的感悟是远远超越一般人的,于是,孔子在脑海里对局面做出了‘有惊无险’的判断。同时又以身作则来教导学生处事要冷静要树立正念下的自信心。这如同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这样的决定就有同样超凡脱俗的对时局的大胆而正确的判断,这样的思维判断很难说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或是来源于形而上的灵感。一般人此时此刻通常是茫然不知所措的,而难有诸如此类的惊天之举。作为人,无论我们如何唯物主义,我们是需要在内心养成临危不惧的心态的,而这种冷静的心态最好是建立在善念和正义的基础上。我想,大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然地发出这种‘天命’的心声而获得内心平静并勇敢而正确地作出决定吧。
朱熹注曰:畏者,有戒心之谓。匡,地名。史记云:“阳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兹,此也,孔子自谓。丧、与,皆去声。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后死者。言天若欲丧此文,则必不使我得与于此文;今我既得与于此文,则是天未欲丧此文也。天既未欲丧此文,则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
9•6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地位低贱,所以会许多三教九流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不会多的。子牢说:“孔子说过,‘我年轻时没机会做官,于是只得全身心地投入在许多技艺的学习和掌握。’”
作为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颇具灵气的那种,但子贡对老师的博学和智力赞叹不已,认为老师之圣是上天所赐,而且还天赋予他多才多艺。但孔子认为自己的多才多艺是因为少年贫贱,饱受人间苦难,为谋生,就多学并掌握了许多社会技艺,乃至通晓一般富贵之人所鄙夷的三教九流之杂学。孔子以此说明“我非生而知之”的思想,而是后天努力所为。同时告诫世人,世间的一切劳作活动本无高低贵贱,只要有心学习向上,你也能从那些‘低贱’的技艺劳作中获得同样丰富的知识,也不妨碍成就君子之道。他同时也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君子之人,而并非必须与他有着同样苦难的经历,即便无多才多艺也能成为君子之人。子牢又补充说孔子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我少时家贫,故而也没有机会去走仕途之路,因而也就没有受到那份落后教育制度的约束。不过,这倒反而让我有了许多的机会广泛涉略世间的许多杂学技艺,加之我那份‘学而不厌’的精神而成就了今天的我。
朱熹注曰:大,音泰。与,平声。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吴或宋,未可知也。”与者,疑辞。大宰盖以多能为圣也。纵,犹肆也,言不为限量也。将,殆也,谦若不敢知之辞。圣无不通,多能乃其余事,故言又以兼之。言由少贱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尔,非以圣而无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晓之。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开,一字子张。试,用也。言由不为世用,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吴氏曰:“弟子记夫子此言之时,子牢因言昔之所闻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幷记之。”
9•7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说:“我真的生而知之吗?其实不是的。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孔子再次强调‘人非生而知之’,博学皆源于后天的勤奋努力。我们以此知道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事实也是如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端,再向中间探求,而使两端贯通来求解答案并明了事物运作的规律。孔子为人坦诚而又随时随地地学习并积极参与问题的研究探讨,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总是表现出懈怠的心里。满足在一知半解的程度。
朱熹注曰:叩,音口。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程子曰:“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于孔子、孟子,则可见矣。”尹氏曰:“圣人之言,上下兼尽。即其近,众人皆可与知;极其至,则虽圣人亦无以加焉,是之谓两端。如答樊迟之问仁知,两端竭尽,无余蕴矣。若夫语上而遗下,语理而遗物,则岂圣人之言哉?”
9•9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孔子说:“凤鸟不来了,黄河中也不出现八卦图了。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
孔子一生外在的言语行为都在表露他心中所愿就是社会能恢复周礼并希望这种礼制下一个和谐的太平盛世的出现。可惜时间昼夜流失匆匆,自己已白发苍苍,老衰矣!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是孔子的一个文学式的借喻,而非迷信,以此叹惜那先王的圣德治世思想难以受到各诸侯列国的重视而盛行于世,也同时感叹此生无缘圣德明主的临世。孔子有着他自己对天地、社会、人类三者之间独特的哲学观念,我们一般人达不到那种认识高度。
朱熹注曰:夫,音扶。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已,止也。张子曰:“凤至图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则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9•10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当官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要快步走过。
这又是孔子有别于常人之处。对穿丧服者,知其有哀痛之事,故同情之;对穿官服者,知其有政要之事,故肃敬之;对盲人以及残疾之人,知其行动不便,故怜悯之。虽对方为年少之人,也毫无懈怠之意。走在路上遇见时,必主动礼让之。孔子的行为来自内心的慈爱善良而非造作。人活在这世上,多少总是有所敬畏之对象,会毫不自知地生出主动礼让或避让的行为,这是动物的本能。人是高等灵性的动物,受到教化,才会做出这些礼貌的行为来。而没有受到教化,就不知这是礼仪。以理智仁厚善良的心灵将这些行为归纳总结起来就是‘道德礼仪’,即社会行为规范。仁者随时随地而无约束感地就能如此行为。克己复礼者乃是君子,既是文明人。孔子是大德仁爱之人,表里言行如一,一切皆自然而然,无须故意这么做给别人看,也非要行教化于别人。
朱熹注曰:齐,音咨。衰,七雷反。少,去声。齐衰,丧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贵者之盛服也。瞽,无目者。作,起也。趋,疾行也。或曰:“少,当作坐。”范氏曰:“圣人之心,哀有丧,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与趋,盖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圣人之诚心,内外一者也。”
9•11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颜渊感叹地说:“(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我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高;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看着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
孔子之博学与此可见。“循循善诱”正是孔子的教育行为之主要方式。
朱熹注曰:喟,苦位反。钻,祖官反。喟,叹声。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循循,有次序貌。诱,引进也。博文约礼,教之序也。言夫子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程子曰:“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无也。此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也。盖悦之深而力之尽,所见益亲,而又无所用其力也。吴氏曰:“所谓卓尔,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间,非所谓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难,直是峻绝,又大段着力不得。”杨氏曰:“自可欲之谓善,充而至于大,力行之积也。大而化之,则非力行所及矣,此颜子所以未达一闲也。”程子曰:“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胡氏曰:“无上事而喟然叹,此颜子学既有得,故述其先难之故、后得之由,而归功于圣人也。高坚前后,语道体也。仰钻瞻忽,未领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间,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是以欲罢而不能,尽心尽力,不少休废。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盖不怠所从,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叹也,其在请事斯语之后,三月不违之时乎?”
9•12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扮作孔子的家臣负责料理后事,以此使自己老师享受与贵族同样高规格的丧事礼仪。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我明明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我骗上天吧?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这样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
孔子希望社会能够严格地按照周礼的有关规定对待丧葬,因而反对学生们按大夫之礼为他办理丧事。同时,孔子心里极为明了死的概念,反对铺张乱费的丧事葬礼,尤其清谈自己的后事,对子路虚假欺诈的习气提出严肃批评。孔子心中始终存在着我们难以说明白的‘天’,故而言行之中流露出的就总蕴含着‘天德’。
朱熹注曰:夫子时已去位,无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其意实尊圣人,而未知所以尊也。闲,如字。病闲,少差也。病时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为有臣,则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归,其责子路深矣。无宁,宁也。大葬,谓君臣礼葬。死于道路,谓弃而不葬。又晓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将死,起而易箦。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行诈,罪至欺天。君子之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夫子深惩子路,所以警学者也。”杨氏曰:“非知至而意诚,则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无事,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谓乎?”
9•13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
孔子四处游说道德仁义的治世理念,但时运不济。孔子期待圣德君主的临世,使得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对当前乱世的治理有所作为。孔子的观念中有‘事在人为’积极主动性,也有‘天意不可违’的世界观。可购得孔子这块美玉者,只有像周公,大禹,舜帝等等这样的圣主。
朱熹注曰:韫,纡粉反。并,徒木反。贾,音嫁。韫,藏也。并,匮也。沽,卖也。子贡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设此二端以问也。孔子言固当卖之,但当待贾,而不当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士之待礼,犹玉之待贾也。若伊尹之耕于野,伯夷、太公之居于海滨,世无成汤文王,则终焉而已,必不枉道以从人,衒玉而求售也。”
9•14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非常落后闭塞,不开化,怎么能住呢?”孔子说:“有君子居住,那里会闭塞落后呢?”
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人把居住在东南面的人们称为九黎蛮夷,并认为这此地域闭塞落后,人也愚昧不开化。孔子在回答那人的问题时说,只要有君子居住的地方,那地方就不是愚蒙闭塞的地方。孔子没有狭隘的地域偏见,且不单纯地只从经济角度来看待一方地域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孔子为何欲居九夷呢?孔子曾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见当时的九夷之地比较中原是一处社会安宁而人民敦厚之地。吴泰伯曾于殷商后期迁住南方。而且炎帝,舜帝,禹帝等皆葬在九夷之地,九夷哪里会是闭塞落后的地方呢?反观当时的中原,社会精神文明衰败,道德伦理错乱,实为危邦了。
朱熹注曰:东方之夷有九种。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
9•15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到鲁国以后,乐才得到整理,雅乐和颂乐的应用才有了恰当的定位。”
自卫反鲁是在大约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冬。有感于当时社会文化错乱,加上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孔子认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即周朝礼制的复兴,而使后世年轻人都能从小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为此辞去卫国大夫之职返回鲁国,结束了14年游历不定的生活。可见孔子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踏实地作出了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不留恋那高官厚禄但却无所作为的官位。乐正:调整乐曲的篇章。雅颂:这是《诗经》中两类不同的诗的名称。也是指雅乐、颂乐等乐曲名称。
朱熹注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阙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9•16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出仕在外就肃敬地事奉公卿,在家就和颜悦色地孝敬父兄,有丧事不敢不严格遵守着丧礼要求去实施承办,不贪恋在美酒寻欢之中,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不难做到这些并劝告世人。因为我们一般人就很难做到这些。我们许多人想的是当官发财而非尽职尽责的履行好为国为民的义务;我们回到家里不是孝敬父母兄长,而是回到家里做公子小姐;我们太容易沉溺在酒色的欢娱之中;我们可能会对过世的人表达哀悼,但不耐烦于那一整套持续几天的丧事缛节。
朱熹注曰:说见第七篇,然此则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在河边说:“生命的概念就好比这流水,日日夜夜都在流动不息呀。”
孔子这句话借喻流水来表达其心中那‘天’的人生哲学观,认为人死了并非意味着什么都了结了。人世生命的正真意义就好比这桥下的流水,无论自己个人的意愿和作为如何,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像河道一样无形的轨道之中,是川流不息而承前启后而永无停息的,日日夜夜与天地共存。人生一世并非静止的个人行为,他除了繁衍了后代,他也传承着文明,他从降临来到这个世间,也就承担了一份天职:生育后代和传承文明。即肉体转化成了他的后代,在将文明传播给后人,他其实并不是绝地意义上的没有了,而是转化成了新的生命并依然日日夜夜都在与日月共存着,这便是天德。正因为如此,孔子认为人应替天行道,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自强不息,让那苍天大地赋予我们人类的伟大道德仁义思想在千秋万代里流淌,人类才不会沦落。
朱熹注曰:夫,音扶。舍,上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愚按: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
9•18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
这里皆特指某些为官者太好色而少见他们表现出好德的一面。同时也隐射出人类好德与好色的内心矛盾。今人注释‘色’为淫荡和颜色之意,佛家注释‘色’为心中所执住于外物即色,有‘色既是空,空既是色’的词句。
在孔子哲学概念内,‘德’与‘色’是阳阴矛盾的对立面。这‘德’有恩泽、生育等积极正面之功,这‘色’有自私、破坏、毁灭、贪婪、懒惰等所有消极负面之功。孔子注释‘玉之十德’如下:“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廉而不刿(有棱角而不伤人),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不贵者,道也。”孔子在这里所为‘好色’是指人有执迷于异性,奇珍异宝,并偏好于一种嗜好等自私倾向。说自然的人皆大凡‘好色’,而主动进德修业者少,为此要进德修业以抵消‘色’的负面影响。《周易》有言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的‘色’心就是那逆水行舟的阻力,不能奋发进德则退。
朱熹注曰:好,去声。谢氏曰:“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然民鲜能之。”史记:“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故有是言。
9•19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自己要退缩而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自己要奋力前进的。”
如何才是做到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呢?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励学生们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这对于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朱熹注曰:篑,求位反。覆,芳服反。篑,土笼也。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子之言,盖出于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篑,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篑,其进者,吾自往耳。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9•20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孔子说:“听我说话而能毫不懈怠的,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孔子感叹行‘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之不易。一般人难以做到,但却有人能做得到。孔子之所以在这里将颜回提出来,就是告诫学生们尚处在学习阶段,最有效也最能取得进步的方法就是听取老师的教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刻苦学习。
朱熹注曰:语,去声。与,平声。惰,懈怠也。范氏曰:“颜子闻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颠沛未尝违之。如万物得时雨之润,发荣滋长,何有于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9•21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孔子在评价颜渊时说:“真可惜颜渊英年早逝呀!我只见他在求学中不断前进,从来没有看见他停止过。”
孔子的学生颜渊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他在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而是一心用在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是一个全面发展且真正有造诣的学生。但他却不幸死了。对于他的死,孔子自然十分悲痛。他经常以颜渊为榜样要求其他学生。人贵在持之以恒而孜孜不倦。而一般大多数人皆容易倦怠,不听劝导且自行其是。于是就出现下面这些令人惋惜的结果。
朱熹注曰:进止二字,说见上章。颜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进而未已也。
9•22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孔子说:“庄稼出了苗而不能吐穗扬花的情况是有的;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情况也有。”
这是孔子以庄稼的禾苗从生长、开花到结果来比喻一个人从求学到学有所成的过程。一群学生之中,会有才华灵秀者,也有愚钝不化者。而才华灵秀这类学生中却因自身不努力而自毁前程也大有人在呀!孔子以此勉励后来着要勤奋努力而脚踏实地地求学上进,不要自暴自弃。
朱熹注曰:夫,音扶。谷之始生曰苗,吐华曰秀,成谷曰实。盖学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贵自勉也。
9•23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时还默默无闻,那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了。”
孔子认为人类社会文明是继往开来的,一代一代都会有脱颖而出成为继承与发扬优秀文化之卓越者。每个条件正常的学生只要脚踏实地而奋发向上就能在轻壮年时代成为时代文化的先锋,成为某个领域内闻名的有成者。而依照人类以往的经验来看,多数人都是在四五十岁前就已成就其事业的。但成长的道路千辛万苦阻碍重重,只有战胜自己才是成功之道。但后来者也是可怕的,如果没能从小获得良好的品德教育,也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人。
朱熹注曰:焉知之焉,于虔反。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足以积学而有待,其势可畏,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无闻,则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时勉学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闻,则不闻矣”,盖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无闻,则亦已矣。自少而进者,安知其不至于极乎?是可畏也。”
9•24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子说:“符合礼法的正言规劝,难道不要听从吗?对照正言规劝来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方式方法才是最为可贵的。顺耳赞许的话,谁能听了不高兴呢?但只有认真推究其内涵的善伪和是非并内省自己的不足,才是可贵的。合乎自己意愿的就高兴,而不去分析自己的意愿是否正常合理以及背后潜含的危害;只是表面听从而不去切实地校正自己思维及方式方法的偏差,我拿这样的学生也是没有办法来促其进步的。”
这番话语对做学生的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战胜自己而不断取得进步颇有教育指导意义。一个学生初历社会人世之事,是不可能天生就掌握着战胜前进道路上重重困难的法宝利器的。故而柔弱的我们需要老师和教练的指导,我们要承认我们思维及方式方法的离谱幼稚,我们也同时要学会懂得那些‘正言规劝’的格言正是前人在遇到我们今天所同样面临的重重困难时的良训之词,是我们冲破险阻的法宝。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固执己见,我们不能只选择合乎我们个人意愿而叛逆那些不合乎我们意愿的规劝。因而一个优秀学生一定是虚心求教的,善于改错的,勤于谨慎分析的。
朱熹注曰:法语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导之也。绎,寻其绪也。法言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则面从而已。巽言无所乖忤,故必说;然不绎,则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杨氏曰:“法言,若孟子论行王政之类是也。巽言,若其论好货好色之类是也。语之而未达,拒之而不受,犹之可也。其或喻焉,则尚庶几其能改绎矣。从且说矣,而不改绎焉,则是终不改绎也已,虽圣人其如之何哉?”
9•25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子说:“与人相处共事要主忠信,要多向别人的长处学习,以取长补短;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一个读书求上进的人应努力使自己言行一致而且忠诚待人。不要认为别人不如你,要取长补短,要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发现自己有了错误或不足就要勇于改过自新,努力上进。
朱熹注曰:主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过则勿惮改。”勿,亦禁止之辞。惮,畏难也。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
9•26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说:“干掉一个国家的军队主帅可能很容易,但却很难摧毁那个国家民众心中的思想意志。”
孔子对于人的“立志和意志”所具有的内在能量看得比三军之帅还更有威力。以此说明一个国家对其臣民实行道德教化而使他们具有很良好的思想品格意志,那么一个国家的国家意志就形成了,他们就难以被打败。而道德仁义是思想品格教育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基,是关乎着一个民族的存亡的大事。
朱熹注曰: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之志矣。”
9•27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认为是可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说不好呢?’”子路听后,反复背诵这句诗。孔子又说:“只做到这样,怎么能说够好了呢?”
这一章记述了孔子谈到子路所具有的一种可贵的品德意志——贫富不能动其心。孔子肯定子路的进步,又鼓励他在品德方面继续完善进步。
朱熹注曰:衣,去声。缊,纡粉反。貉,胡各反。与,平声。敝,坏也。缊,枲着也。袍,衣有著者也,盖衣之贱者。狐貉,以狐貉之皮为裘,衣之贵者。子路之志如此,则能不以贫富动其心,而可以进于道矣,故夫子称之。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则何为不善乎?此卫风雄雉之诗,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吕氏曰:“贫与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终身诵之,则自喜其能,而不复求进于道矣,故夫子复言此以警之。谢氏曰:“耻恶衣恶食,学者之大病。善心不存,盖由于此。子路之志如此,其过人远矣。然以众人而能此,则可以为善矣;子路之贤,宜不止此。而终身诵之,则非所以进于日新也,故激而进之。”
9•28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后也。
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孔子认为,人是要有骨气的。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君子,他就像松柏那样,不会随波逐流,而且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嘴巴上大家可能都头头是道,理论很好,但只有经得起实际考验才是真正得道。才是真正的得道君子。
朱熹注曰: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无异。惟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谢氏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欲学者必周于德。”
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说:“智者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真正得道君子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是智者就不会迷惑。是仁者就不会忧虑。是勇者就不会畏惧。这是真正重要的君子三德。
朱熹注曰: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孔子说:“有着共同学习爱好的一群学生,但他们道体认同方面是可能存在差异的;道体认同如果一样,但彼此之间可能在立论立足方面不一样;道体认同一样,且立论立足还一样,但未必能够在权衡利害而作出合乎道义的随机应变方面还一样。”
孔子认为在修道成仁方面,大家可能是步调不一致的,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这主要源于每个人的思维认知不一样。这将是一种正常的场面,因为大家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朱熹注曰: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愚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
9•3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古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唐棣的花朵啊,翩翩地摇摆。我岂能不想念你吗?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孔子说:“他还是不是真情实意地在想念,如果真的想念,有什么遥远呢?”
这是这一章节的结束语。借用一首古诗,而这首古诗中又将唐棣比喻为一位美丽的姑娘,令我思念,只可惜路途遥远。而孔子借唐棣姑娘比喻是道德仁义,大家都只是在念头上感觉好,但从未曾好好高度地重视并切实地思量分析过。故而孔子说你从来就不曾诚心实意地好好思量过,你总以为要到遥远的地方去求取,其实道德仁义就在你心里,而你的私欲之心使你看不清你自己本身蕴含着伟大可贵的天德。其实最伟大的就是那最平凡的;最高深的往往也最浅显的;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朱熹注曰:棣,大计反。唐棣,郁李也。偏,晋书作翩。然则反亦当与翻同,言华之摇动也。而,语助也。此逸诗也,于六义属兴。上两句无意义,但以起下两句之辞耳。其所谓尔,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盖前篇“仁远乎哉”之意。程子曰:“圣人未尝言易以骄人之志,亦未尝言难以阻人之进。但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此言极有涵蓄,意思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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