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论语》的意境 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在这一章节中揭示出乱世之中的社会现象，揭示乱世之治任重而道远，规劝君主施行仁政，举贤才，走富国强兵的路线。主张那些意欲出仕入阁对社会有所功业的士君之人应努力进修高贵的思想品德，要正身正心，不要犯急功近利的毛病，要胸怀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努力真抓实干，传承好圣王治世的思想并持之以恒，而后一定能成就大业。

    孔子心中的国家感念是：君主广施仁政，生产力发达，民众获得仁义礼乐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即国富民强。

    13·1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事先周密计划，然后带领大家一道勤奋工作。”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孔子说一个优秀而有成的领导者必须事事周密考虑后做好计划部署，然后身先士卒做好示范表率。劳之，即领导上下都勤奋工作。不倦，即自己不懈怠，也使大家在一种良好氛围中不感到厌倦地工作，高效而愉悦，且保质保量。

    朱熹注曰：劳，如字。苏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则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劳之，则虽勤不怨。”无，古本作毋。吴氏曰：“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问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请益，则曰‘无倦’而已。未尝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13·2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第一是建立好各级职能部门并完善其规章制度而使人人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第二是不要计较下属的小过错；第三是要努力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任何政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类人才的通力合作。故而领导者要统筹兼顾，调动各类人才同心同德朝既定方向努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而领导者要大度宽容，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只要大家能通力合作，事业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就不能计较各类小的瑕疵和不断涌现的小过失，就不能将小过失原则化。事业要朝着既定目标高效而保质保量地向前推进，就不能离开各类专才的聪明才智，要不断地在工作中发现培养并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各级主管，要为他们创造出使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有效发挥的氛围。不可任人唯亲。否则，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

    朱熹注曰：有司，众职也。宰兼众职，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过，失误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焉，于虔反。舍，上声。仲弓虑无以尽知一时之贤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范氏曰：“不先有司，则君行臣职矣；不赦小过，则下无全人矣；不举贤才，则百职废矣。失此三者，不可以为季氏宰，况天下乎？”

    13·3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俗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没人听；说话没人听，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功效就不起作用；刑罚不起作用，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走马上任必须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和对应的权利，然后你的政令才有人听从遵守。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孔子并非刻板严肃而令人敬而远之的老师,他的学生总能与他自由亲切地交流。孔子在这句里的“正名”是说统领整个卫国国家事务之意，相当于出任国务院总理一职，而子路则指一般性出门做官拿俸禄之意，故而就说老师把话说远了。但孔子这时就将“正名”一词引申到了出任任何一级官吏上，因而教导学生说，作为君子的你，你的目标应是明确的，你的意志是坚定的，你是敬业而忠心耿耿的，你想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你首先必须获得“师出有名”的“名份”，即正式的拜官授权。礼乐兴，即‘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之意。比如父子之间，子要敬爱孝顺父亲，父亲要保护爱惜儿子，这就是事礼；父子之间和睦亲切，共同努力而使家庭兴旺，这就是物之乐。“正名”是你事业的开始，你然后要忠君敬业，要孜孜不倦地兴盛礼乐，完成好君王交给的任务。否则，以后的事办不好，“正名”也是无用的。

    朱熹注曰：卫君，谓出公辄也。是时鲁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卫。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谢氏曰“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迂，谓远于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务也。野，谓鄙俗。责其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也。杨氏曰：“名不当其实，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中，去声。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程子曰：“名实相须。一事苟，则其余皆苟矣。”胡氏曰：“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

    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这小子真是缺乏志向呀！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樊迟是孔子学生，常为孔子驾车，是比较亲近孔子的人。前几节之中也有樊迟曾向孔子请问仁智以及辨惑等问题，但进取精神不强。孔子办学宗旨是传授仁义道德之理，希望学生努力于礼乐的学习而在社会之乱方面有所作为。如今樊迟将精力和时间花费在种田种菜这等一般性生活劳作上，表现出萎靡不振而意欲放弃而改求回家稼圃的自卑心理，孔子因而颇感惋惜。孔子认为人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而从事于社会上与之对应的工作，而优秀的人才应当在社会上发挥出更大更有益的作为。孔子以此延伸出礼、义、信之用，勉励别的学生很好地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树立为国为民的大志。

    朱熹注曰：种五谷曰稼，种蔬菜曰圃。小人，谓细民，孟子所谓小人之事者也。好，去声。夫，音扶。襁，居丈反。焉，于虔反。礼、义、信，大人之事也。好义，则事合宜。情，诚实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类而应也。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者。杨氏曰：“樊须游圣人之门，而问稼圃，志则陋矣，辞而辟之可也。待其出而后言其非，何也？盖于其问也，自谓农圃之不如，则拒之者至矣。须之学疑不及此，而不能问。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复。及其既出，则惧其终不喻也，求老农老圃而学焉，则其失愈远矣。故复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诗》，是孔子学生的主修课，要求学生要倒背如流。但孔子教导学生不要机械地诵背那些诗句，而要用心知晓《诗》中所蕴含的人世哲学和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了解各阶层的真实情感思想和风俗，明白社会兴衰运作的道理和政治实施的得失等，并在读《诗》的同时努力陶冶出一种温厚和平的情性。为此孔子主张学生要努力演练《诗》的句章使其思想精髓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很好发挥，理论联系实际而学以致用。

    朱熹注曰：使，去声。专，独也。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

    13·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自身正了，那么你的下属就会主动听从你的指示，而无须严厉的政令；如果自身行为不正，即使发布严厉的政令，下属也不会服从。”

    学《诗》及其别的经典的主要目地是使学生知晓道德天理，明辨是非善恶以正身。正身就是正心，没有妄言妄行，你的言行就能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就能受到下属的拥戴，而后才能上下同德同心，这才是有了“名分”后将政事做好的前提。反之，一个身心不端正的领导，他的组织必然是离心离德的，纵使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完备，他的政令也必然遭到抵制，因而他的组织也是难以持久而有所作为的。

    朱熹注曰：无注释。

    13·7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和卫两国的国情政事，就像一对难兄难弟一样。”

    孔子在鲁卫两国皆做过大夫，对这两个国家也最关心，认为这两国的国情现状及文化都很相似。以下是孔子对这两国的建言。

    朱熹注曰：鲁，周公之后。卫，康叔之后。本兄弟之国，而是时衰乱，政亦相似，故孔子叹之。

    13·8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管理经济，居家理财。刚开始有一点，他说：‘差不多也就够了。’稍为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就算完备了。’更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算是完美了’。”

    孔子赞誉公子荆，说他位高权大而且善于理财，又心态超然，不贪婪不娇吝，总是很知足而乐观的样子。言外之意就是指公子荆这类人太少了，而多数官宦之家总是贪得无厌，不遗余力地搜刮财物。

    朱熹注曰：公子荆，卫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备也。言其循序而有节，不以欲速尽美累其心。杨氏曰：“务为全美，则累物而骄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则不以外物为心，其欲易足故也。”

    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百姓富足，但同时应伴随着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教化。用现在的语言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抓并举”，使国家富足，人民知礼行仁。

    朱熹注曰：仆，御车也。庶，众也。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汉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无闻焉。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国君肯按我的政治主张治理国家，一年之内社会各领域秩序便能理顺，三年之内社会衰乱的景象便能得到治理，国家就能步入欣欣向荣的正轨上来，且百姓知礼而好仁。”

    孔子一贯认为社会衰乱混乱的根由是上层权势者缺乏像周王朝那般严谨而仁厚的道德礼乐并举的治国理念和实际的行为。鼓励学生要有雄心壮志，努力施行仁政，那么无须多久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以此鼓励学生心正身正地恒定于明确的事业，按老师所教导的施政方法行事。

    朱熹注曰：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可者，仅辞，言纲纪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叹当时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记，此盖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

    13·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有人说国家社会即便是被像善人这类人来治理，那么只要一百年，社会残暴这类现象就会自动消失，刑罚杀戮这样的法令制度也相应地变得没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了。这话真对呀！”

    孔子非常认同“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这句话的涵义是指君主如果行善政，尽管可能才能一般，也没有过多的道理教化于民，那么社会也一定会在君主善良的言行教化下慢慢地变得和善起来，乃至于部分残暴之徒都可以在和善的社会风气中得到洗礼而善化，那么如果敦厚善良变成一种民风，因而刑杀这样的酷刑也就没有必要了。但如此的善人之政，则比不上兼施有仁义礼乐教化的为政效果。孔子鼓励学生心怀仁政的治世思想，朝着建设美好的社会和谐而努力。

    朱熹注曰：胜，平声。去，上声。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盖古有是言，而夫子称之。程子曰“汉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几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胜残去杀，不为恶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圣人，则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13·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伟大的圣王降临目前这样的乱世，那么社会在他的治理下也一定要三十年的努力才能实现到仁政的盛世局面。”

    上一句孔子讲，一般的善人一代一代地以善良的心态治理乱世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民众才能渐渐地被良化而社会才能步入较理想的盛世局面，而现在说圣王者治理乱世也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仁政的社会，意指国家的治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苦工作，而非一夜之间就能建成。孔子以此劝导为政者要戒骄戒躁，莫要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尤其要克制并防范短期执政行为。同时要有牺牲奉献精神，勇于甘当社会发展的垫脚石，为后人铺路修桥。也同时告诫读书学礼之士君，天下兴亡是匹夫有责的，大家都要努力维护社会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和谐局面，如果将来有机会出仕入阁，也要一代代传承着仁政的思想，树立起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王者，他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现在的社会盛世是在他过世后的30年才出来的。

    朱熹注曰：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后礼乐兴，即其效也。”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13·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这是孔子劝导学生如果将来出仕入阁应首先做到自己身心端正，仁善天下，那么你的下属和民众就能被你善化，因而你的从政务民的道路就不会那么坎坷艰辛。但如果自己身心不正，狭隘自私，那么上梁不正则下梁歪，你的下属就会与你貌似而心离，你的功业就会渐渐地腐化。

    朱熹注曰：无注释。

    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呀？”冉求说：“有政事。”孔子说：“只是一般的家事吧？如果有政事，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会知道的。”

    孔子是针对冉求说有“政事”才这么说的，意指季氏是身心不正的人，私事公办是社会所共知的，因而以此教导冉求回答时不要公私混为一谈，不可将季府家事说成是国家政事。同时也指出了“假公济私”和“私事公办”是当时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许多初入仕途的年轻官员也被蒙蔽在这么一种氛围之中而善恶不明，是非不分，没有正义和社会责任感，并渐渐地也随同堕落腐败，所以孔子说季府内的官员就连社会上一般的士人都比不上，他们思想贪婪而心胸狭隘自私。

    朱熹注曰：朝，音潮。与，去声。冉有时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国政。事，家事。以，用也。礼：大夫虽不治事，犹得与闻国政。是时季氏专鲁，其于国政，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故夫子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国政，我尝为大夫，虽不见用，犹当与闻。今既不闻，则是非国政也。语意与魏征献陵之对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13·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道：“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于这样的话。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话。有人说过：‘我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所高兴的只在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对于鲁定公的提问，孔子实际上针对鲁定公的个人性格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鲁定公基本上是个胸无大略而玩物丧志的鲁国国君，喜欢人家歌功颂德，听不得批评意见，喜欢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又任用季氏这样的奸妄之徒主持国家大事。孔子因而劝告定公，一个国家的事务千头万绪，非是一人之力可以掌控得了的，因而作为君主就要广泛听取下层心声，不要感情用事，要全身心地投入于国家的社会发展及治理之中，不要只喜欢听恭维歌颂的言语，要做到兼听则明，举用贤德的人才，施行仁政礼乐的治国策略。孔子其实是在以国家兴亡这类严肃的话语劝导鲁定公。

    朱熹注曰：几，期也。诗曰：“如几如式。”言一言之间，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易，去声。当时有此言也。因此言而知为君之难，则必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而无一事之敢忽。然则此言也，岂不可以必期于兴邦乎？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丧，去声，下同。乐，音洛。言他无所乐，惟乐此耳。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违，则忠言不至于耳。君日骄而臣日谄，未有不丧邦者也。”谢氏曰：“知为君之难，则必敬谨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违，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兴丧也，而兴丧之源分于此。然此非识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13·16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近者悦，远者来。”应当是最高意境的成功政治局面，也是为政者之最高行动原则。如果一国之君能够如此胸怀天下，如此仁善天下苍生，那么为政的思路也就清晰明了了，言行也就有了方针。然而现实中的君主有几人能有如此宏图大志呢？所以正是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官员头脑中是没有这种高远的认识，就自然地不会出来很好的治国方略，因而他们的治域内的社会只能秩序混乱不安而怨声载道的，社会大众是难以摆脱凄苦的命运的。孔子以此引导叶公往仁政的治国理念上走。

    朱熹注曰：音义并见第七篇。说，音悦。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远者来也。

    13·17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莒父的总管，问孔子怎样办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这也是针对子夏的性格而实施的为政教化。同时也指出急功近利是当前社会下属官员普遍的理政心态。许多人不能从长计议，缺乏超然豁达的心态，一头扎在功利堆里而不能自拔，于是慢慢地流于庸俗，而后随波逐流，而后腐化堕落。

    朱熹注曰：父，音甫。莒父，鲁邑名。欲事之速成，则急遽无序，而反不达。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夏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子张常过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世间言行是依据场合而有分寸的，依据礼乐而有是非的。天理道义、社会法律和大众意识是三个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感念，即相互相成又彼此独立。有时合乎法律的行为却违背了道德天理，有时乎合道德天理的却又违背社会法律。孔子为圣者，在他心目之中凡合乎天理道义的行为就是善行。偷窃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在大众意识观念中也是伤风败俗的，然而儿子告发父亲则是有违人伦常纲的，是有违中华文化“百行孝为先”的大理的，故以维护法律的正直而牺牲人论天理的纲纪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当出现这对矛盾时，作儿子的只能采用“隐”行为，故孔子说子为父隐虽不求直而实际上已是直在其中了。孔子在本章节里另有言论说为官做大事者应有宽厚的胸襟，要赦免小过。“父子相隐”的行为是乎合天理道义的人情，虽稍偏离了法律的规章，但实属“小过”。孔子以此向叶公解说为政之不易，但要理解民间实际运作的种种家庭现象，要认可并维护社会的人伦纲纪，要理解人性的真情，要把握好刑法的使用分寸。

    朱熹注曰：语，去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盗曰攘。为，去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13·1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常在家容颜举止要温和有礼，外出办事要严肃认真而规规矩矩将事情办好，待人忠心诚意如遇大宾。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这些一般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孔子告诫学生，无论身处何地，都应做到真心实意地恭顺，敬业，忠诚。仁，是一个广义的感念，也是一种乎乎自然法理的境界。天地有天地的仁，圣人有圣人的仁，一般民众有一般民众的仁。对一般士君之人来说，在任何场合下为人处世都能不自觉地表现出这三个方面的特质者，其心灵境界也就算达到了“仁”的境界了。

    朱熹注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弃，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初无二语也，充之则睟面盎背；推而达之，则笃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

    13·20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也是响铛铛的小人物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那些在季府里为官者，您看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子贡这里的‘士’言指那些社会民众中之有影响者。孔子以他们对社会贡献大小和行为品行“忠，孝，信，义”来分等级。而季府尽管左右着鲁国军政大权，但季府上下品德很差，故他们在圣人心中的地位连下等之士都不如。在孔子心中，国君是高人一等的，而国君之下，尽管职务还有高低，但大家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地位再高，但凡行为不轨，是会被人所蔑视的，在圣人心中，亦不如一个下士。

    朱熹注曰：使，去声。此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子贡能言，故以使事告之。盖为使之难，不独贵于能言而已。弟，去声。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为其次。行，去声。硁，苦耕反。果，必行也。硁，小石之坚确者。小人，言其识量之浅狭也。此其本末皆无足观，然亦不害其为自守也，故圣人犹有取焉，下此则市井之人，不复可为士矣。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乱反。今之从政者，盖如鲁三家之属。噫，心不平声。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细也。算，数也。子贡之问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贡之意，盖欲为皎皎之行，闻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

    13·21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如果没有那些自行中庸之道的人士为伍，也必需要与那些狂狷者为伍。狂者敢作敢为，而狷弱者是有所不为的。”

    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意欲成为社会有用之士君的劝进。社会是个大染缸，人与人在一起是会相互影响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良士者应结交那些自行中庸者，如果再求其次，也要结交那些狂狷者，向他们学习思维及行事的方法，学习什么叫树雄心立壮志，学习什么叫做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然后一个人才能思想逐渐成熟，进而建立起自己有益于社会的事业。“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性情。一是流于冒进，进取，敢作敢为；一是流于退缩，不敢作为。故良士应努力自行中庸之道，至少也应行走于狂狷之间。

    朱熹注曰：狷，音绢。行，道也。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13·2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做事没有恒心，就不能当巫医。’这句话说得真好啊！”“人不能长久地保存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遭受耻辱。”孔子说：“这句话是说，没有恒心的人，也用不着去占卦了。”

    古代时期的南方，巫医是那些精通道学也精通医学的方士，有些巫医乃至修至阴阳合一的意识境界，倍受人们敬爱。他们之所以取得最么高的成就，除天赋很高之外，最关键的是他们有着超凡的专心致志的自我控制力，思维和做事皆能持之以恒，不轻言放弃。故而孔子高度赞扬这句简洁的话语点出了成事的要害。孔子借用这句话来劝告修德者，意欲成仁，也同样要持之以恒，否则容易被人辱骂和遭受失败的耻辱。古时占卦，需沐浴斋戒数日而使心至诚之后，方能灵验。随随便便三心二意做事的人连占卦都不准。遵从礼法而不背离谓有德，故坚持克己复礼，必后有功业大成，你希冀好的命运其实就掌控在你自己手里，在于你自己的心是否能恒定。

    朱熹注曰：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国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故虽贱役，而犹不可以无常，孔子称其言而善之。此易恒卦九三爻辞。承，进也。复加“子曰”，以别易文也，其义未详。杨氏曰：“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则知无常之取羞矣。其为无常也，盖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13·2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心灵崇尚道义，与人相处能求同而存异；小人心灵唯利是图，与人相处貌似而心离。”

    受到礼乐教化而心修有成的君子，胸襟坦荡，故而不太苛求于人，也不太斤斤计较，故而以求同存异之心待人，自发维护有序而和谐的局面，并能在一起相互勉励支持彼此的事业。小人贪欲之念过切，凡事图利当头，故必巧言令色而怀叵测之心，随同处一起，但心不和，也不会真心实意地彼此勉励支持。孔子以此告诫如何区分鉴别君子和小人，也劝谏人们共处时要与别人真心和睦，莫学小人身同而心不和。

    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13·24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说：“全乡邻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这人的品行就一定很好。”子贡又问孔子说：“全乡邻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这人的品行一无是处。相比较来说有这么一种人更值得称道，即那些善良的乡邻们都喜欢他，而那些行为恶道的乡邻们反而都厌恶他。”

    孔子认为在一个物欲横飞的年代里，常人的心灵容易受到外界污染和蒙蔽，故其善伪识别能力存在偏差，乃至于有时大众舆论对一个人的善恶反应不真实。一方面，巧言令色者往往乔装得很好，容易一时蒙蔽人心，造成人皆好之的现象。而另一方面，有些人也可能被人云亦云地诬陷伤害而形成人皆恶之的处境。所以仅凭所听到的社会议论有时不一定会很准确地判断一个人。但如果一定要从社会舆论来评判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的话，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如果社会舆论说他被善者善之而同时又被不善者恶之，那么这个人的品行基本上可以被称道了。孔子认为常人之中品德较好的人一般是个性鲜明的人，他们自然地表现出信、义、忠等品德来待人处世，故对善人善之，对善者恶之。以此向世人推荐一个识别人的方法，也教导人们要做一位有原则的人。

    朱熹注曰：好、恶，并去声。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

    13·25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与君子之人容易相处共事，但很难靠讨好巴结来取得他的欢喜。不按正道去讨他的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君子使用人时内心尊重人并助人成长；与小人相处共事很难，但确很容易靠讨好巴结的方式来取悦他来获得重视。即使不按正道来讨他喜欢，小人也会很喜欢。小人使用人时内心提防人而求全责备。”

    孔子以自己对君子和小人心性的理解来概述他们各自为官当政时对下属的表现。劝谏人们慎言，说话要将道理，而不信口开河。要助人成事，莫要求全责备。

    朱熹注曰：易，去声。说，音悦。器之，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

    13·26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说：“君子泰然若定而不骄横傲慢，小人骄横傲慢而心绪不宁。”

    君子内心公平而正义，胸襟坦荡而行事无私，故处理纠纷之事或平常待人处世皆能心绪平和而遵守义礼之道，不骄傲自满。小人自私贪婪而多疑，又骄傲自满而自卑，故必霸道而心绪纷乱。故而君子活得轻松而安宁，小人活得疲惫而险恶。以此劝谏人们时常心态要恬淡而平和，莫要骄傲自负和神不守舍。

    朱熹注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13·27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说：“刚强、果敢、朴实、谨慎，具有着这四种品格于一体的人，其所作所为便接近于仁的境界。”

    人在久经社会风雨历经后，那些修德有成者的言行规范大凡会有质的变化，孔子总结出“刚、毅、木、讷”四个字作为他们普遍的人格特质，这就是接近于“仁‘的境界了，好似那高山般形象的境界，故孔子有曰：“仁者乐山”。面对物欲诱惑，他们刚毅而不屈服，他们神情内敛而自信宁静。

    朱熹注曰：程子曰：“木者，质朴。讷者，迟钝。四者，质之近乎仁者也。”杨氏曰：“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木讷则不至于外驰，故近仁。”

    13·28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孔子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助督促勉励，相处和和气气，可以算是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孔子在上句里曾全面阐述了几类社会义士的形象。子路问怎样的日常作为才算是达到优秀战士这一级的标准呢？孔子此处针对子路之不足，教导子路如何成为一名受爱戴的优秀将领。朋友之间和兄弟之间共处在一起应互助督促勉励而非指责谩骂间离，要持守“和为贵”的原则与人相处，形成和和气气的氛围，彼此忠信诚义以待。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军队才能团结而一致对敌作战。

    朱熹注曰：胡氏曰：“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怡怡，和悦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于所施，则兄弟有贼恩之祸，朋友有善柔之损，故又别而言之。”

    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说：“那些为政一方的贤能之士通常都会同时想着如何保家卫国，他们一方面努力抓好工农业生产，同时也备战备荒。经他们数年调教之后民众甚至可以成军作战。”

    这句也可以看成是承接上句的进一步发挥。意指那些善于于国富民强的有志者通常会居安思危，他们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战备，其治域内的民众保家卫国的战争意识很强，如果发生侵略战争，这些平日在田间地头务农的百姓可以瞬间组成骁勇作战的军队。

    朱熹注曰：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圣人度其时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之类，皆当思其作为如何乃有益。”

    13·30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进行作战训练，这就叫抛弃他们。”

    孔子身处战国时期，认为人类社会一种普遍而现实存在的族群行为就是杀戮战争，人群内部和群族与群族之间存在弱肉强食的侵略行为。而国对国的侵略可能会导致种族和先进文明的灭绝，因而孔子内心战争的忧患意识很强，乃至于将国民的国防教育提高到仁义礼乐同等层次，并倾向于发展强大而具有震慑效果的国防。

    总之，孔子心中理想的国家应当是：君主广施仁政，社会生产力发达，人民富足而又能获得仁义礼乐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正所谓国富民强。

    朱熹注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