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论语》的意境 宪问篇第十四

    孔子说：“修养自己，是为了使周围的人们安乐，是为了使所有百姓都安乐。”

    14·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问孔子什么是可耻。孔子说：“国家稳定有序了，拿着俸禄而无所事事；当国家混乱无序，占着位子拿着国家的俸禄而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两种情性皆属可耻。”原宪又问：“争强好胜、骄傲自大、怨天尤人、贪婪自私都没有的人，可以算修进到仁的境界了吧？”孔子说：“这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但是否这样就达到了仁的境界呢？那还未可知也。”

    孔子认为，为官一任一定要造福一方，或做出有益于君主和民众的业绩，而不可占着位子碌碌无为地拿着俸禄，即便是过去有过功劳，也不应躺在功劳簿上再拿着俸禄享清福。总之，君子是不会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做事的，是耻于白拿俸禄而无所事事的。这番话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些身居官位和有功于国家社稷的人在那个时代里很容易表现出“争强好胜、骄傲自大、怨天尤人、贪婪自私”这四种性情，这是可耻，也可恶。

    孔子认为即便是这四种性情都没有的人依然还没有达到“仁”的思想及行为境界。仁的境界大致是指人能克己复礼，在外物面前表现出刚、毅、木、讷，如高山屹立一般。

    朱熹注曰：宪，原思名。谷，禄也。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宪之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则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问而幷言之，以广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进于有为也。此亦原宪以其所能而问也。克，好胜。伐，自矜。怨，忿恨。欲，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谓难矣。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也。此圣人开示之深，惜乎宪之不能再问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为仁矣。然亦岂非所谓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岂克己求仁之谓哉？学者察于二者之间，则其所以求仁之功，益亲切而无渗漏矣。”

    14·2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社会上那些有影响的贤士，如果思想上开始留恋起家庭的安逸生活了，就会渐渐地丧失了过去那种积极的一面，那么再享有‘乡绅贤士’的称谓就有点过头了。”

    社会只所以以“贤士”来称谓他们，是因为他们出头带领民众，做出了有益于一方地域安宁稳定和富裕发展成就，而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乡邻拥戴和拥有较一般民众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如果他们产生了怀居思想，往往也是他们堕落退化的开始。他们心中开始滋生出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言行开始表现出“争强好胜、骄傲自大、怨天尤人、贪婪自私”这四种性情，因而就达不到孔子定义的最起码的那级乡绅贤士的标准。而在修养上达到君子这一级标准的贤士，他们在思想上已是超然至“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境界。

    朱熹注曰：居，谓意所便安处也。

    14·3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说：“国家有序而和谐了，要做个品行端正而有教养的人，不妄言妄行以乱国法家规；国家混乱而内斗激烈时，也要做个品行端正而有教养的人，不妄言妄行以乱国法家规，而且言语要谦虚卑顺。”

    孔子教导学生无论国家是处在混乱或和谐当中，皆要言行一致，品行端正而不违法乱纪，不妖言惑众也不做不利安定团结的事。特别当国家处在动荡不安时期，人更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不然是容易祸从口出的，要时时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孔子有言曰：“敏于事而慎于言”。《道德经》有句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朱熹注曰：行、孙，并去声。危，高峻也。孙，卑顺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变也，至于言则有时而不敢尽，以避祸也。然则为国者使士言孙，岂不殆哉？”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仁德的人必定会有其仁德思想自然表露的言语，而表面上有仁德言语的人的则不一定是真正具有仁德本质的人；仁者无私，故无忧不惧，故必有大勇。而勇敢的人则一定仁义。”

    德，谓道或义理之得于己者，勤而行之。故德者的所作所为总是利于他人和社稷国家的。在社会上有名气的人就不一定具有高尚的仁德。

    朱熹注曰：有德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给而已。仁者，心无私累，见义必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问孔子：“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都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真是尊尚道德呀！”

    南容认为凡图谋不轨而又呈匹夫之勇者，无论其成就有多大，他的不仁不义也教会了别人行不仁不义，故而难以善其终。而凡慈悲为怀而兼济天下又扎扎实实地为百姓做善事的仁德者则一定受到世人推崇敬仰，他的大仁大义也教会了别人行大仁大义，他的言行毫无矫揉造作，故而自然安享天年。孔子感叹南容对道德的认识竟有如此高远，故感叹其真君子也。

    朱熹注曰：适，古活反。羿，音诣。奡，五报反。荡，土浪反。南宫适，即南容也。羿，有穷之君，善射，灭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杀羿而代之。奡，春秋传作“浇”，浞之子也，力能陆地行舟，后为夏后少康所诛。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之事。禹受舜禅而有天下，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盖以羿奡比当世之有权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谓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与。故俟其出而赞美之。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行仁德之事的人是没有的。”

    君子志于道德仁义而处世，然而言行上仍然可能会有失误之时。小人之心自私贪婪，故无仁可言。

    朱熹注曰：夫，音扶。谢氏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孔子说：“爱他，怎能不劳其筋骨并磨历其毅志呢？彼此忠诚，又怎能不彼此勉励和劝导呢？”

    孔子认为真正地爱一个人，绝不能只是溺爱并顺应他的一切欲望，而是要使他得到历练而变得刚毅，使他受到教育而成为自食其力并有益于社会的人。尽心于人曰忠，而圣人劝导世人的忠，并非是愚忠，也非为非作歹的奸忠，而是劝谏对方道德仁义之理，促其遵从礼乐之道，在不违反社会规矩的大前提下而成就其兴旺发达的事业。

    朱熹注曰：苏氏曰：“爱而勿劳，禽犊之爱也；忠而勿诲，妇寺之忠也。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矣；忠而知诲之，则其为忠也大矣。”

    14·8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孔子说：“郑国发表的公文，都是由裨谌起草的，世叔提出意见，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饰，由子产作最后修改润色。”

    发布国家政令公告，要严谨再严谨，庄重再庄重。为此，必须要有相应称职的贤才通力合作来完成。同样，做一切别的大事也是如此，必须举用贤能之人，又使他们各司其职而互相协作，遵循着礼乐之道。

    朱熹注曰：裨，婢之反。谌，时林反。裨谌以下四人，皆郑大夫。草，略也。创，造也，谓造为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传作子太叔。讨，寻究也。论，讲议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孙挥也。修饰，谓增损之。东里地名，子产所居也。润色，谓加以文采也。郑国之为辞命，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孔子言此，盖善之也。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子产是个怎样的人。孔子说：“是个有施恩惠而爱人的人。”又问子西。孔子说：“他，哦，他呀。”又问管仲。孔子说：“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他把伯氏骈邑的三百家夺走，使伯氏终生吃粗茶淡饭，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

    这三人都是对社会有过重大影响的贤士。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孔子在此说出他们最突出的特点。

    朱熹注曰：子产之政，不专于宽，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故孔子以为惠人，盖举其重而言也。子西，楚公子申，能逊楚国，立昭王，而改纪其政，亦贤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号。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后卒召白公以致祸乱，则其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辞。人也，犹言此人也。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齿，年也。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荀卿所谓“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问：“管仲子产孰优？”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孔子说：“贫穷而不怨恨社会和他人是很难做到的，富裕而不骄傲是容易做到的。”

    这是世间的大道理，即要理解同情贫者的怨声并努力帮助他们。富而不骄是容易做到的，故而也没有什么必要为富者不骄而歌功颂德的。

    朱熹注曰：易，去声。处贫难，处富易，人之常情。然人当勉其难，而不可忽其易也。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孔子说：“孟公绰做晋国赵氏、魏氏这样的大家族的家臣，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

    赵氏和魏氏这样的大家族的实力和势利范围可能比滕、薛这样的小国还大，但大家族财大气粗，遇到的困难可能少些。而小国虽小，但五脏俱全，面临的困难就更大更复杂。故而孔子说一名优秀的大家族的家臣，未必做得好一个小国的大夫。人是难以做到这样那样都好的。因为过去从事某种工作很有成就且口碑很好的人，不一定能从事好另外某个特定时期或特定环境的事。

    朱熹注曰：公绰，鲁大夫。赵魏，晋卿之家。老，家臣之长。大家势重，而无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无官守之责。优，有余也。滕薛，二国名。大夫，任国政者。滕薛国小政繁，大夫位高责重。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胡氏①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则为弃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则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14·12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路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财利于前而能克己复礼以顺从着义理而取舍，国难当头而能临危授命出征，志存高远而言行一致，这就算是人格完美的人了。”

    孔子认为，人格比较完善的人，应当富有智慧、克制、勇敢、多才多艺，但如果将礼乐的原则贯彻到诸事之中，使物物及事理合乎自然之序而和谐，那么他也就算得是一个人格较完善的人了。谈到这里，孔子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状况中，人的生存和由乱到治的社会转变是第一位重要的，因而人格完善的定义就有了其特定时期的现实意义。能够表现出见利思义、志存高远而言行一致、临危授命这三种精神风貌而无矫揉造作的人，就可以说是品德完善的人了。

    朱熹注曰：知，去声。成人，犹言全人。武仲，鲁大夫，名纥。庄子，鲁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为言，非其至者，盖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语之也。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复加“曰”字者，既答而复言也。授命，言不爱其生，持以与人也。久要，旧约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实，则虽其才知礼乐有所未备，亦可以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笃，行之果，天下之达德也。若孔子所谓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绰，仁也；卞庄子，勇也；冉求，艺也。须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然而论其大成，则不止于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于礼乐，则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礼乐，则无不正矣。”又曰：“语成人之名，非圣人孰能之？孟子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如此方可以称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盖不复闻斯行之之勇，而有终身诵之之固矣。未详是否？”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说：“先生他不说、不笑、不取钱财，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道：“这是告诉你话的那个人的过错。先生他到场合合适而该说时才说，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说话；大家和顺快乐时才笑，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笑；不违礼义要求的财利他才获取，因此别人不厌恶他取。”孔子说：“原来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孔子认为这些当然是良好的品性，但这也是听说罢了，故采用疑问句。君子应慎言，不合适的场合以及不合时宜的话不说；君子遵从礼乐，事物和顺而大家满意开心时才显露出愉快的笑颜；君子取义，不取不义之财。

    朱熹注曰：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拔也。公明姓，贾名，亦卫人。文子为人，其详不可知，然必廉静之士，故当时以三者称之。厌者，苦其多而恶之之辞。事适其可，则人不厌，而不觉其有是矣。是以称之或过，而以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礼义充溢于中，得时措之宜者不能。文子虽贤，疑未及此，但君子与人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岂其然乎”，盖疑之也。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子说：“臧武仲屯兵于自己的封地防邑，请求鲁君在鲁国替臧氏后代设立爵位。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主，我不相信。”

    臧武仲因得罪孟孙氏逃离鲁国，后来又回到其封地防邑屯兵，向鲁君要求，以立臧氏之后为卿大夫作为作为自己离开防邑条件。孔子认为臧武仲这么做是违君臣之礼，且封爵位是君主赏赐给有对国家有功业者，别人不得干预，尤其自己不能讨要，因而孔子认为这明明就是要挟君主，犯上作乱的行为。

    朱熹注曰：要，平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挟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请立后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无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则立后在君，非己所得专也。而据邑以请，由其好知而不好学也。”杨氏曰：“武仲卑辞请后，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实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诛意之法也。”

    14·15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为什么孔子对春秋时代两位著名政治家的评价截然相反呢？他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时人的违礼行为一概加以指责。晋文公称霸后召见周天子，这对孔子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说晋文公诡诈。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称霸，孔子认为他的做法符合于礼的规定。所以，他对晋文公、齐桓公作出上述评价。

    朱熹注曰：谲，古穴反。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诡也。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二君他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孔子提出“事君以忠”，但并不主张要忠到那种主人死了而自己要以身殉死的程度。公子纠被杀了，召忽自杀以殉其主，然而管仲归服了其原主的政敌，且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其并不能说管仲不忠，但如果公子纠还在世，而管仲投靠了公子纠的政敌，那就能说管仲有不忠之嫌。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因而孔子并不认为管仲有不忠行为。相反，孔子这里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而不依靠武力，是依靠仁德的力量，是了不起的大仁德。

    朱熹注曰：纠，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传，齐襄公无道，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无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鲁人纳之，未克，而小白入，是为桓公。使鲁杀子纠而请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牙言于桓公以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雠，忍心害理，不得为仁也。九，春秋传作“纠”，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车，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在八修篇中，孔子曾有评管仲不够节俭并有时有失君臣之礼。但总的来说，孔子极力推崇管仲的大德。并认为以历史的眼观看管仲这类大才子，不可以像匹夫匹妇那样，斤斤计较他的节操与信用。因为这些人是胸怀天下的，有鲲鹏之志，所以要看他们在历史文明中的功过是非。

    朱熹注曰：与，平声。相，去声。○子贡意不死犹可，相之则已甚矣。被，皮寄反。衽，而审反。霸，与伯同，长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无也。衽，衣衿也。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谅，小信也。经，缢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后汉书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雠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圭魏征，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

    14·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文子一同做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公叔文子可以死后获赠‘文’的谥号了。”

    公叔文子荐举家臣僎升任与自己同级别的朝廷大臣，孔子认为这真是了不起，能够向国家如此荐举人才，是大善之举。

    朱熹注曰：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谓荐之与己同进为公朝之臣也。文者，顺理而成章之谓。谥法亦有所谓锡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贱而引之使与己并，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讲到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没有败亡呢？”孔子说：“因为他有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

    孔子认为卫灵公本人是个无道之君，只有霸道。霸道之君只要用人得法，也不会亡国的。这是孔子退一步之后，给予季康子的劝谏。

    朱熹注曰：夫，音扶。丧，去声。丧，失位也。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卫臣，虽未必贤，而其才可用。灵公用之，又各当其才。尹氏曰“卫灵公之无道宜丧也，而能用此三人，犹足以保其国，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贤才者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说话如果大言不惭，那么实现这些话就是很困难的了。”

    明明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够，明明知道实现自己的承诺很难，仍旧夸夸其谈，讲大话吹牛皮而没有一点惭愧，则说过之后真的要去践行了，因为没有恒心和坚强的毅力，也就很难实现了，最后也就自己自陷难堪之中。我们都知道那些喜欢吹牛皮的人，其践行能力大凡也很差。

    朱熹注曰：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

    14·20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以后，随即上朝去见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把他的君主杀了，请你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报告那三位大夫吧。”孔子退朝后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君主却说‘你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孔子去向那三位大夫报告，但三位大夫不愿派兵讨伐，孔子又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呀！”

    臣弒其君，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况邻国乎？故夫子虽已告老，而犹请哀公讨之。孔子对这件事和鲁国三子的反应感到心里悲哀。以今天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而言，难以理解孔子为何会这么做，因为这无异于是在多管闲事，而且战争导致众多百姓死亡，国家遭遇破坏。但孔子认为，这样的事例一旦发生，定会有人仿效，天下就会大乱，社会从此失去人伦纲纪，故而主张兴正义之师而讨伐志，以警示天下。一个家庭和一个团体也是这样的，就是必须要严惩那些大逆不道之徒。可惜的是，孔子时代的社会，一国之君和大臣们皆都这么自私忘义，社会必然沉沦堕落。

    朱熹注曰：成子，齐大夫，名恒。简公，齐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朝，音潮。是时孔子致仕居鲁，沐浴齐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况邻国乎？故夫子虽已告老，而犹请哀公讨之。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时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专，故使孔子告之。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谓弒君之贼，法所必讨。大夫谋国，义所当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鲁之强臣，素有无君之心，实与陈氏声势相倚，故沮其谋。而夫子复以此应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当是时，天下之乱极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复兴乎？鲁之君臣，终不从之，可胜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贼，人得而讨之。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问怎样事奉君主。孔子说：不能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犯之是危险的。但孔子认为事君必先做到不欺君，要敢于谏言，而不能因为怕危险而忘记自己的本分，于是就欺，或只会歌功颂德，或沉默寡言而无所事事。孔子认为，如果真的到了要犯颜直谏的那一步，就必须犯颜直谏，否则，你就是在白拿俸禄，你就对不起天下苍生，你就有违更大的天理道义。

    朱熹注曰：犯，谓犯颜谏争。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难也，而以不欺为难。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后犯也。”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孔子说：“君子思想宽广博大，志在通达天地仁义之理而欲使天下安定和谐；而志向短浅的人，身心则只在个人安居、升职和发财上打圈圈，乃至于不择手段，最后的结果还是悲观失望。”

    孔子认为所谓通达，那是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辨识别人言语的真伪，善于觉察别人脸色后面的动机，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而又慎言。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君子的思想总是向着宽而广的方面延伸。他们关心并纵论天下大事，以天下国事为重，视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怀古，也幻想人类的未来，以至于宇宙万物都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小人则下达，小人为达到个人目地，就会绞尽脑汁大行小恩小惠，摆出一副慈悲仁爱的样子，拉帮结派，以期左右逢源……这便是小人的达。但小人不知足，贪婪私欲心重，最后终改变不了悲观失望的结局。

    朱熹注曰：君子循天理，故日进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污下。

    14·2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说：“古人学习并非为求取功名，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渴望。今人学习只是为求取功名，以期更好地事君拿俸禄和获得别人的敬重。”

    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古人并非为求取功名而学习文化，而使满足自己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渴望，去了解社会自然运作的规律。而孔子时代的求学者，大多数只为求得功名和获得俸禄，看君侯喜欢什么，看社会流行什么，看从事于哪种行业赚钱和如何才能过上好日子等。

    朱熹注曰：为，去声。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按：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

    14·25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派使者去拜访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然后问道：“先生最近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先生想要减少自己的错误，但未能做到。”使者走了以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啊，好一位使者啊！”

    孔子赞赏这位家臣使者，是因为他极好地维护了主人的尊严和人格。作为使者，其唯一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和主人成功地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而非卖弄其口舌之才。

    朱熹注曰：使，去声，下同。蘧伯玉，卫大夫，名瑗。孔子居卫，尝主于其家。既而反鲁，故伯玉使人来也。与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过而犹未能，则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见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约，而其主之贤益彰，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庄周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盖其进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践履笃实，光辉宣着。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14·2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上的事情。”曾子说：“君子之人，勤于思考而敏于事，但要避免做出出格的事来。”

    孔子认为人人都应做好自己份内工作，那么这社会的秩序就自然顺畅了。自己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别人一种很好的教化范示，也相信别人也能做好自己份内之事，那么自然地上下就贯通有序，礼也就兴了。但如果你不在那个位置上，而你的言行过多地干预或谋划或越位代行别人的政事，那么事物就会失其和，也就乱了和顺之道。你没有从事过那项工作，你难以了知其内在运作的规律；你曾从事过那项工作，但如今事过境迁。因而你只可以去“思”而不能去“谋”，这就好比今天的社会讲参政议政，其本质意义其实就是你可以思考，然后提出建议，供在位者参考借鉴。故曾子补充说道：“君子做事是不出其格的。”告诫人们别自以为是，别总是说三道四指责别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要本分。

    朱熹注曰：此艮卦之象辞也。曾子盖尝称之，记者因上章之语而类记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说：“君子认为言过其实是可耻的。”

    尤其是那些为政当权者，那些成天夸夸其谈而口若悬河，讲大话、套话、虚话，而实事做得少，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在君子看来，无论自己或是别人，言过其实是可耻的。

    朱熹注曰：行，去声。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

    14·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君子修养自身，从三个方面可以标定其是否有成，而这些方面我都未能做到：大仁之人不忧愁，大智之人不迷惑，大勇之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正是老师的自我表述啊！”

    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仁者不自私，无高低贵贱之别，遵循天地道义，故不忧愁；大智者了然天地万物运作之理，故不因外物变化而迷惑；大勇者替天行道，故不惧。

    朱熹注曰：知，去声。自责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犹云谦辞。尹氏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14·29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诽谤别人的短处。孔子说：“赐啊，你真的就那么贤良吗？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

    朱熹注曰：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辞。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虽亦穷理之事。然专务为此，则心驰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辞，复自贬以深抑之。谢氏曰：“圣人责人，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如此。”

    14·3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说：“人一时不能做到有自知之明还不太可忧虑，可忧的是他根本不做任何的自我反省，从不改过自新。”

    朱熹注曰：凡章指同而文不异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异者，屡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见，而文皆有异。则圣人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

    14·31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孔子说：“内心不妄自逆反别人所言，也不当即指责别人的欺诈动机，内心不妄自揣测别人的行为，也不当即指责别人不讲诚信，虽然你感觉知道了别人存在着欺诈和虚伪的动机，而你仍旧不当即揭穿别人，这才是贤德的君子呀！”

    我们喜欢将‘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常常挂在嘴上，但实际上我们常常过份地顾忌自身利益和虚荣心，太激动冲动，不懂得温文尔雅，不知道礼让，不知道施舍，不知道吃亏，因而在刚开始就不自觉地损害了彼此之间合作和友好共处的信任基础。我们自己将自己的心灵紧紧封死，于是我们也失去了别人，于是我们常常看到和听到怀疑、狡诈、审视、傲慢、轻视、仇视……这些眼神和语调，我们眼前的社会总是处在一种大家彼此不信任的状态，大家内心沉重伤感，任何事情都要诉诸法律……。

    朱熹注曰：逆，未至而迎之也。亿，未见而意之也。诈，谓人欺己。不信，谓人疑己。抑，反语辞。言虽不逆不亿，而于人之情伪，自然先觉，乃为贤也。杨氏曰：“君子一于诚而已，然未有诚而不明者。故虽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常先觉也。若夫不逆不亿而卒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观也已。”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你为什么这样忙碌不安到处奔波游说呢？你不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和花言巧语吗？”孔子说：“我不是敢于花言巧语，只是自身有这忙碌不安的毛病呀。”

    孔子与另外一位道高者调侃，言明你我各有其志，而我是一定要身心和言行一致地倡导社会仁爱道义之风的。

    朱熹注曰：与，平声。微生，姓，亩，名也。亩名呼夫子而辞甚倨，盖有齿德而隐者。栖栖，依依也。为佞，言其务为口给以悦人也。疾，恶也。固，执一而不通也。圣人之于达尊，礼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14·33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孔子说：“千里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它的气力，而是称赞它勇于艰难跋涉并忠诚于主人的品德。”

    孔子这是自己对自己忙碌不安为国为民的释然。也以此告诫学生人之德应何为，君子应重德而后才。

    朱熹注曰：骥，善马之名。德，谓调良也。尹氏曰：“骥虽有力，其称在德。人有才而无德，则亦奚足尚哉？”

    14·34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有人说：“用自己的恩德来报答别人的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应该是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对别人的怨恨或怨言，自己要以正直的作为来回应。君子当将怨恨看作是一面用来矫正自己品行的镜子，故既不要以怨报怨，也别错误地以恩德来释放怨恨。小人的怨恨存损人利己之心，故对应的只能是自身的正直。君子有怨是因为别人有罪恶不公之为，故君子之怨自然必须以公平正直的作为来消除。施我以恩德，报之以恩德。

    朱熹注曰：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德，谓恩惠也。言于其所怨，既以德报之矣；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之简易易知，而微妙无穷，学者所宜详玩也。

    14·35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怎么能说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不埋怨天，也不责备人，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只有天吧！”

    孔子曾言语一些形而上学的观念，有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贡的才智有时可以感悟到孔子的高深意境。天地蕴含种种玄机，待时而出，让生灵感悟而升华。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上天”究竟是什么的。孔子感叹说上天让我知晓非常人知晓之理，但又不遣送圣王临世，使我今生无望看到那种理想的社会盛世的出现，我不怨天；上天潜我在人世间广为传播道德仁义，而至今又没有多大起色，我不归咎这是别人的过错。只有上天才知道我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而通晓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天理呀！

    朱熹注曰：夫，音扶。夫子自叹，以发子贡之问也。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盖在孔门，惟子贡之智几足以及此，故特语以发之。惜乎其犹有所未达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此。”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又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14·36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向季孙告发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给孔子，并且说：“季孙氏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的力量能够把公伯寮杀了，把他陈尸于市。”孔子说：“我的仁道能够得到推行，是天命决定的；我的仁道不能得到推行，也是天命决定的。公伯寮岂能左右天命的昭示？”

    公伯寮进谗言欲灭子路而后损孔子。孔子圣人之心，处事泰然，不惧，不忧，不惑。也不以怨抱怨，一切待天命之昭示。

    朱熹注曰：朝，音潮。公伯寮，鲁人。子服氏，景谥，伯字，鲁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孙。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陈尸也。言欲诛寮。与，平声。谢氏曰：“虽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实寮无如之何。”愚谓言此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圣人于利害之际，则不待决于命而后泰然也。

    14·37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说：“贤明善良的人呀，如果整个社会都处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你如果不能起到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作用而自己又随时身处危险之中，你首先应选择避世而隐，惑迁移至安定的治邦之域去。如果隐居和迁移你都做不到，你的行为举止要温和乖顺，避免招致灾难临头，再其次，你必须慎言，避免祸从口出。”孔子又说：“这样招致灾害的贤人已经多达七人了。”

    避免遭到灾祸是每个人本性倾向，离乱而往治邦则是自然选择。乱世不按法理运作，非是良言善行的作为就能有用，也非忠言正行所能挽救，反而容易招致小人的加害，而一旦是非降临，其形势的演化远非一般贤能之士可以管控和自保的，故而与其白白送命，不如退而避世做一些教育工作，以待那群乱世奸妄之徒扑腾够了之后自有圣王救世。孔子吝惜许多贤能善士被加害而蒙受冤屈，故提此忠告于后人。乱世而隐不为过也，这是圣人的教化。

    朱熹注曰：辟，去声，下同。天下无道而隐，若伯夷太公是也。去乱国，适治邦。礼貌衰而去。有违言而后去也。程子曰：“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优劣也，所遇不同耳。”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隐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谁何。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

    14·38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路夜里住在石门，看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看门的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此句承接上句，孔子自己则并非避世之人，反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是社会对孔子的褒义之词，语调中有尊敬，有叹息，有无可奈何，也有不理解。晨门也是一位有社会阅历之人，绝非要讥笑孔子。

    朱熹注曰：与，平声。石门，地名。晨门，掌晨启门，盖贤人隐于抱关者也。自，从也，问其何所从来也。胡氏曰“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

    14·39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在卫国，一次正在敲击磬，有一位背扛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这个击磬的人有心思啊！”一会儿又说：“声音硁硁的，真可怜呀，似有万重心事似的，但却又很固执，也很迷茫。没有人了解自己，就只为自己就是了，好像涉水一样，水深就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走过去。”孔子说：“说得一语中的呀！但我这一生该怎么交待呀。”

    贤能之人可以仅凭对方的奏乐而能听出演奏者的心声。孔子非一般贤者，替天行道之心哪里会轻言放弃呀。

    朱熹注曰：荷，去声。磬，乐器。荷，担也。蒉，草器也。此荷蒉者，亦隐士也。圣人之心未尝忘天下，此人闻其磬声而知之，则亦非常人矣。硁，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纪，余音以。揭，起例反。硁硁，石声，亦专确之意。以衣涉水曰厉，摄衣涉水曰揭。此两句，卫风匏有苦叶之诗也。饥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适浅深之宜。果哉，叹其果于忘世也。末，无也。圣人心同天地，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闻荷蒉之言，而叹其果于忘世。且言人之出处，若但如此，则亦无所难矣。

    14·40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子张说：“《尚书》上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谈政事。’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国君死了，朝廷百官都各管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三年。”

    孔子在这里着重君主仁孝，则天下自然安定，即便是自己不在位上谋划，臣民也臣服归顺。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习惯在孔子以前就有，《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对此，孔子持肯定态度，即使国君，其父母去世了，也在继位后三年内不理政事，平民百姓更是如此了。即使册立了新的后继君王，三年之内可以不理朝政，而由冢宰代行国务三年，这是古之孝礼。

    朱熹注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谅阴，天子居丧之名，未详其义。言君薨，则诸侯亦然。总己，谓总摄己职。冢宰，太宰也。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贵贱，而生于父母无以异者。故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子张非疑此也，殆以为人君三年不言，则臣下无所禀令，祸乱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听于冢宰，则祸乱非所忧矣。”

    14·41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遵从礼法，那么百姓就容易指使了。”

    这是继承上句‘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后人以今天的社会意识观念而不解古人三年不理朝政之意，因为这么做放在今天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必然会生祸乱，奸妄之徒会起非分之念而乘势夺取天下。孔子解释说，那些古代圣王以孝道立国。反而是君王遵从这样的礼法，社会比现在要安定得多，人民知礼守法，自觉自愿地顺从冢宰的政令。《道德经》有句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朱熹注曰：好、易，皆去声。谢氏曰“礼达而分定，故民易使。”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什么叫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们安乐。”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尧舜还怕难于做到呢。”

    孔子认为修养自己是君子立身处世和管理政事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上层人物和老百姓都得到安乐，所以孔子的修身，更重要的在于治国平天下。

    朱熹注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无他道也。人者，对己而言。百姓，则尽乎人矣。尧舜犹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诸近也。盖圣人之心无穷，世虽极治，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若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飨帝。”

    14·43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一对老顽童，竟也活得岁数差不多大，可爱！

    朱熹注曰：孙、弟，并去声。长，上声。叩，音口。胫，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盖老氏之流，自放于礼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见孔子来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犹称也。贼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长，无一善状，而久生于世，徒足以败常乱俗，则是贼而已矣。胫，足骨也。孔子既责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击其胫，若使勿蹲踞然。

    14·44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里的一个童子，来向孔子传话。有人问孔子：“这是个求上进的孩子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年人的位子上，又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他不是要求上进的人，只是个急于求成的人。”

    孔子特别注重长幼有序。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除了在家庭里讲孝、讲悌以外，年幼者在家庭以外的地方还必须尊敬长者。插入两段日常生活琐事，指出人应被教化的必要，少小没有得到良好的教化，老而不死，是为贼，是乱世之祸，害群之马，是耻，是会被孔子以杖叩其胫的。所以孔子主张要使百姓富足，要得到仁爱礼乐的教化，那么社会就不会一次次地陷入混乱困苦之中。这就是圣人的志向，真可谓德广仁厚也！

    朱熹注曰：与，平声。阙党，党名。童子，未冠者之称。将命，谓传宾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学有进益，故孔子使之传命以宠异之也。礼，童子当隅坐随行。孔子言吾见此童子，不循此礼。非能求益，但欲速成尔。故使之给使令之役，观长少之序，习揖逊之容。盖所以抑而教之，非宠而异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