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我的人生旅途一样寂寞的火车里，一个健谈的陌生女孩，给我谈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如你所知，我一向习惯于傻的状态，所以即使这许多的人生道理我都懂，但我仍然乐意在一边静静地听她讲。她终于对她前面所说的，做了一个总结，她说，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拥有很多的梦想，不同的是有些人默默地坚持了，而大部分人，便在对生活的步步退让中不经意地变得平庸。听到这句话，即使熟知，我仍然怅然若失。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痴狂地热爱金庸的小说，我喜欢洪七公，也喜欢他手中的打狗棒。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开始寻找我的打狗棒。对于一个孩子，打狗棒是一竿永远碧绿碧绿的竹子，能真正拥有它的，只有英雄。那时，我爷爷有一大片竹林，在竹林里，他耗费了他生命里很多美丽的时光。竹林是他的骄傲。而我开始在竹林寻找我的打狗棒。我用一把小刀，一点一点削下我看中的每一根竹棍，碧绿碧绿的那种。每一根打狗棒都能让我欣喜若狂，但没有一根打狗棒能够碧绿上一个星期，它们开始总是有着生命的狂喜，接着淡黄色的愁容便慢慢地吞去翠绿。看到屋角一根根失去水分变得枯黄的竹子，作为一个孩子，我仍然怅然若失。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生命的流失感到恐惧。我害怕在我人生的路上拥有两件东西：一是死亡，一是后悔。当我知道人的出生是用来死亡，知道死亡的无可选择，我开始用后悔丈量我脚下的路。在我迈出的每一步，我都问自己：对于这样的选择，我会不会后悔？没有这样做，我会不会后悔？与其留下后悔遗憾，我宁愿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管它美丽与否。

    同样的，在我的大学里，我寻找着我的打狗棒。我常想，手捏打狗棒，划过万里无云的长空，飘逸地，不着痕迹地，该是多好的人生境界啊。

    但大学从我走进它的视野的时候就开始幽默——在我走近它的时候，许多概念都开始重新定义，譬如大学，譬如中文系，譬如不及格，譬如逃课。这件事可以这样说：假如某一天你起床出门，突然所有人都指着你的脚趾头告诉你说：这是生殖器官！这就是一件幽默的事。因为假如你去告诉一头驴说它的蹄子是生殖器官，它立刻就会笑话你。做一个被驴笑话过的人毕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再比如，有人告诉我说，没有逃课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又说，在大学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你开始可能不信，但接着事实告诉你，逃课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总比发呆好些，你就会认同，并接着你就可能对一头驴说：没有逃课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当然，驴不会笑话你。

    我们的学校没有驴，但在学校对面的公园里，有两匹马，鞭儿奇大。有一天我跑去告诉它们，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片浓密的竹林里，为寻找一根打狗棒而被小刀割破了几次手指，血流如注，但我对此永不后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讲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曾使我无数次的想念洪七公，想念打狗棒，想念那弥漫着文化气息的空气。

    年少的时候，我曾对着屋角横七竖八的枯黄的竹棍怅然若失。这些竹子开始的时候很重很绿，后来就慢慢失水萎缩，变得很难看。那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竹棒能够永远长青。但那时候我还小，对一切都充满希望。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大学，大学成为一个意象，对着遥远的大学，我坚信大学里一定有着洪七公那三十六路打狗棒法。我曾把这个想法告诉小白，小白摇摇头说：作为乞丐的看家本领，大学里怎么会有呢？但小白想了想又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洪七公是大师，说不定也在大学里住过——大师不就应该在大学里住吗——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使我十分得意。

    只有打狗棒法才是可以永远的碧绿碧绿。而这种我梦寐以求的碧绿，应该在大学里若无其事地流淌。这是我小时侯对大学的理解。后来我真的在大学里住了两年，两年了，两年来我从没有想起打狗棒，也没有想起打狗棒法。相反，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在想一座城堡，很多人背着长剑和大刀从城堡的门走了进来，哈哈大笑，踌躇满志，就这样高高兴兴地住了四年，四年后他们都睡眼惺忪，说要走了，要离开城堡，与此同时，他们发现所有男的都阳痿了，所有女的都成了性冷淡，也就是说，他们从此失去了对生活进行意淫的勇气，情况十足悲惨。也许当年他们和我一样是冲着打狗棒法来的，后来也和我一样把这事给忘掉了，所以就跑到楼顶上去喝酒。我是住在楼下的，每天半夜我总能听到楼上的酒瓶砸碎窗玻璃的声音。我总被吵醒，但我没有生气，因为我能理解一个人提着那么重的酒爬上那么高的楼，把酒喝光再把瓶子从上面狠命砸下来，这说明他一定十分痛苦。城堡里的事就是这样。

    怪才余杰曾感叹北大精神的流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当我在火车里听那个女孩说梦想，我才想起我那失落的关于打狗棒的梦。并悲哀地意识到，在大学里，打狗棒法已经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