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几年结婚的人都知道，喜结良缘并非什么特别可乐的事情，因为喝过喜酒，不管有醉没醉，大家都要赶赴第一线去应付贫穷窘迫的生活：粮票、油票、猪肉票……承蒙计划经济的笼罩，国家早为你安排下一切，包括你住的低矮瓦房，你穿的的确良，你那缝了又缝的拖鞋，你那永远也填不满的胃。当时父亲的工资也就三二十块吧，作为职工的母亲，也应管区的分配，承包起三亩责任茶园，而为了补贴家用，父母又在屋旁搭建猪棚，养起一大群猪来。

    “不重读书重生产”，这是当时自上而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母亲和许许多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小学没念完即投身所谓的革命大生产中去，这也促使他成了里里外外的“一把手”，无论管茶、种菜，还是养猪、干家务事（妈妈炒菜又快又好），母亲都完成得相当出色——诚然，也相当劳累。而父亲一放学就往家里赶，忙着分担农活、家务活，有时遇上采茶时节，母亲一个人忙不过，父亲唯有请假回来了。

    我的家乡产茶，印象中管理茶园是件相当辛苦的差事，须起早摸黑，喷药、锄草、导渠灌水、采摘收割、骑车运载，等等，尤其夏天，在烈日暴晒下，有时人会中暑，眼前一黑，便暂失去知觉，等三五分钟后，眼前渐明，则人又毅然扛起锄头背起茶篮。如今看来，那时的父母其实是拿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去换取低得不能再低的酬劳！然而不这样又能怎样？每当人踏着月色回到家中，由于腹中空无一物，粥且未煮（其时米少，难得煮饭），遂只好冲红糖水或白糖水充饥解渴。此时仍未得歇，父母两人须一人厨房做菜一人调料喂猪……待到洗漱完毕，整个人早已身心俱乏，倒头便睡，哪有现在人们泡茶聊天看电视的闲情逸致（其时黑白电视机尚无）？若一定要说那时的社会有什么“优势”的话，便是不曾兴起“减肥”与“失眠”这两个现在人们极端讨厌的词——父亲说他那时一餐要吃下八碗粥，我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

    我在1979年农历十月廿那天中午呱呱坠地（本应算国历的12月9日，但国人有个习惯：不喜欢与国际接轨），由于母亲姓杨，外婆欲给我取名“杨文广”，当时我没怎么发表意见，倒是老爸坚决抵制，所以没叫成——这也算我不会武术的因缘吧。

    若从为家庭分忧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小时很爱玩耍，属于单独外出或结伴而行、然后听着父母呼唤声才舍得回家的那种。还记得一个大热天中午，爸爸到学校上班去了，我见别的小朋友手里都有一只或几只大黑知了，“B——B”地叫个不停，叫得我心头痒，于是极不懂事的我嚷醒了正在午休的妈妈（上午、下午均须采茶），不停闹着说我要树上的知了，困惫的妈妈不得已，只好从铺着草席的地板起身，取下屋檐那根晾衣服用的长竹竿，在竿的一头接上铁线圈，然后沿线圈套一个塑料袋，做成了网兜，妈妈戴上草帽，径直来到屋外数十米远的一棵寄满知了的苦楝树下，只见她身手敏捷，在树下那么东扑西扣三五分钟，即捕获十多只会叫或不会叫的大黑知了，而在一旁将知了从塑料袋抓出、装入废牛奶罐的我，不觉自心底惊叹：母亲好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