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父亲去世后，我先后写了三篇诗文以示纪念。作为他的另一个儿子－－我的弟弟，今天也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我想，他的痛苦犹如我的痛苦一样，他的文字补充了我没有写的内容。他让我在网上发出来，嘱咐作者的署名让我斟酌，其意不言而喻。然而，我从没因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过自卑，反而非常感谢父亲所给予我们的一切。这便是以才子名义发表弟弟此文我所要作的说明。

    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这是我失去父亲时的感触。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不幸。我父亲并不聪明，这是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的，故常被人称为“老实人”。我父亲并不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倒霉的事情常常喜欢与“老实人”形影不离，事实也正是如此。

    父亲出生在农村，兄弟姐妹有十个，早年的生活非常艰苦。九岁时，靠上山砍柴贴补家用才上的学，他读书很用功，用父亲的说法也叫“死勒”，凭着一股极强地刻苦劲，他硬是考进了一所技工学校，但没多久席卷全国的“文革”开始了。他与那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投入到了“红色浪潮”中去了，对于他个人来讲，最让他不能忘怀的是在大串联中，有幸免费去了一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算是见了大世面。然而，他终是失去了学校，也失去了当工人的一次机会。回到农村后，他“革命”的激情并没冷却，带头破除“四旧”，一把火烧掉了自家的旧书。对此，他后来一直保持沉默，也许旧书中不全是无价值的，或许也含有读书者对命运的一种无奈。

    1971年煤矿招工，在爷爷（那时爷爷是大队会计）的帮助下，他走进了煤矿（当然，这里面也有他自己努力的成份）。在煤矿，他主要是做木工，中途搞了一段时间的建筑设计，干得不错，还有幸被矿领导安排到庐山去疗养了一次，那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然而，对一个不是非常懂得为人处世的“老实人”，尤其是敏感性不强的“老实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展“凌云志”的可能（我的父亲最喜欢毛泽东那首《重上井冈山》的诗，也自命胸怀壮志），这也注定了他最终一事无成。1984年他在一个临时性的主任位置上没干多久，就被重新下放到了木工班当工人，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也促使我们全家最终选择离开煤矿。能离开煤矿，不得不归功我的母亲。要说我父亲一生做得最重要的，也是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娶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与那时的农村妇女相比算是有文化的，而且她16岁时就曾独闯沙市，后参加“三线”建设，也是见过很多场面的。离开煤矿正是因母亲从农村搬过来，靠着她的智慧和坚韧劲最终促成的，要不然，父亲继续呆在煤矿是很无面子的。我父母关系不好，对整个家庭，尤其是对他们自己的伤害是很深的。父亲与母亲的婚姻起初是很好的，后来因家族内的矛盾产生了隔阂，直至在感情上出现了许多纠葛，彼此才不间断地进行伤害。然而，我的母亲终究从维护家庭利益的角度，始终帮助着父亲。在父亲病重时，更体现出她那种善良和坚毅的性格，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自豪。

    1985年的暑假，举家迁到了现在的小城，父亲到了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工资一下子涨到了90元/月，母亲也开始到一些单位做临时工，日子过得平静安逸。但父亲很快又陷入麻烦之中，也许是他那不愿放弃的“凌云壮志”在作怪吧？以致他总在不适宜的时候说一些“错话”，办一些“错事”（打上引号是我并不全清楚这些话和事，用母亲的话就是“蠢人才干的事”），很快又受到领导者的“正确”处理，这种情况反复过多次，直到单位垮台，他自己下岗才结束。父亲是1993年下岗的，那是一场逼着企业职工下岗的改制，让不少企业领导者变成了“富人”。这种不正常的企业改制（主要是指那些以牺牲职工利益，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企业改制），现在虽已经受到政府关注，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也许是父亲原单位的经理倒霉，因经济原因被抓了，当然这是十年后的事了。

    父亲下岗的那十年，正是我和兄长读书，并迈向社会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是全家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下岗后，父亲主要是在市场摆酱品摊子，那时的人很瞧不起这种营生，全家也饱偿着这种歧视。每天父亲都是起早贪黑，很是劳累。最初，我们是被母亲逼着去帮忙的，后来则多是出于一种亲情触动。生意开始赚了些钱，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而且时常亏损，这与家人不懂经营有很大的关系。那时，父亲的失落感很强，这一点可以从他关爱库房里的小猫那儿得到很好地体现。那是一只很一般的猫，饲养它主要是为了对付库房里出现的老鼠。因每天都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吃食，所以它对父亲十分友善，时不时的做出招人喜欢的举动来，这是父亲在社会上得不倒的。记得有几回父亲险些被人欺负，而且实际被人欺负也有过2次。所以父亲每天都会在库房与它呆上一会儿，有时甚至一两个小时，特别是生意不好的时候，他知道母亲又要大加责怪自己的。直到母亲的单位垮掉了，也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后，对他的责怪才少了些。而父亲最触动我的一件事，则是为了能赚点钱，父亲摒弃了老家的习俗，大年初一扛了一捆苷蔗，裹着件旧袄，瑟缩着站在电影院边卖，当时天气十分寒冷，而且有风。不远处的政府大院前则是锣鼓喧天，一条长龙正在人群中翻滚不止，好不热闹。晚上见到父亲时，他非常兴奋，因为他赚到了钱。这情景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常常陷入难以自拨的痛苦之中。

    2002年我结婚了，父亲55岁远赴青岛打工。过年时，他带着打工挣的钱回家了。正好我找了一份看门的工作给他做，使他有了回归社会的感觉，并重新找回了一丝做人的尊严。因此，他视这份难得的工作如同生命，直到他被我们送到医院做手术，他都一直在让我们设法保住那份工作（要知道他已是胃癌晚期）。出院后，依照《劳动法》我们为父亲办理了病退，他抱着折子一天一夜没有合上眼（那时，他枯瘦如柴）。不久后，父亲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