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一滴水 奉献与追求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清晰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和品德依旧在影响着我们。“沧海一滴水，奉献与追求”是父亲写给他的大学同学凯之的一首诗里的词句。回忆父亲的人生目标，“奉献和追求”诗句就是最好的表述。

    千里求学

    1918年2月8日父亲出生于江苏扬州市，出生时的家庭是收入中等、盈实的。父亲幼年主要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聘请私塾先生在家教学。1928年，父亲考入私立扬州中学。在学校期间，他主要是埋头学习。但是，九一八事变对于父亲的思想是有相当大的冲击的，他觉得中国国力落后，只有振兴方能摆脱受人欺辱的境地。

    1934年父亲考入江苏医政学院医科，便走向了学医的道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在镇江郊区组织了伤兵医院。那时，父亲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到伤兵医院的工作。后来，战事越来越紧，学校决定迁往湖南。父亲的家庭此时已经中落，无力支持父亲远行的盘缠，加之祖父也不同意他远离家庭。父亲只好遵从祖父的意见，离校回到家乡扬州。后来父亲每次回忆此事，总是后悔没有断然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且经常用此事教育我们“年轻人要有远大的目标，就不能优柔寡断，瞻前顾后”。

    1938年，扬州沦陷。为了逃避战火，父亲一家逃亡到扬州乡下。在逃难期间，家境更趋窘迫，继曾祖父、父亲的四弟相继因病去世。由于积劳成疾和在老年丧子的沉重打击下，祖父在冬季突发心肌梗塞，也离开了人世。

    在沦陷区一年内，父亲深感“家国都罹难”和做一个亡国奴的屈辱。面对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欺辱中国人的行径，父亲越来越后悔没有随学校到四川。1939年， 父亲决定独行千里，寻找学校。

    原来他打算从上海取道广州到四川。但是到了上海以后，知道日本鬼子已在广州大鹏湾登陆，去广州的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又回扬州。后来父亲得知自己的姐夫陈桂年在浙江金华找到工作，就二次出发，乘上海到温州的海轮来到金华，找到在金华工作的姐夫。由于没有足够的盘缠，父亲就在金华兵站的伤兵医院找到一份工作。伤病员都是从抗日前线下来的，在兵站医院先期治疗一段时期，就转到后方医院。父亲在金华兵站里工作了四个月，在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参加一些手术和护理工作。在工作期间，父亲既看到了伤兵的痛苦，也看到了官员克扣伤兵伙食费的黑暗和腐败。在此期间，父亲和他的大学同学李诗、丁尔乾伯伯联系上了，知道学校已经在四川北碚安定下来。父亲就立即向红十字会的分队长汇报了自己想复学的想法，并得到了允诺。此时，父亲也积攒了一些钱，临行前，父亲的姐夫陈桂年来送行，并且给了100元以备路上用。

    从金华到四川北碚，要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对于只有22岁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8月，父亲从金华随着运载伤兵的汽车出发。辗转多时，来到湖南祁阳，在红十字会的三大队稍作休整。在此期间，父亲得到了曾是上海东南医学院院长汤蠡舟教授的亲切照顾，每当日寇的飞机轰炸时，汤教授就带他去防空洞躲避。汤教授非常支持他到四川复学的想法，汤教授建议我的父亲先去桂林，转柳州。因为桂林有红十字会的交通站。汤教授给他写了介绍信，父亲拿着介绍信到了桂林以后，坐车到了柳州。可是到了柳州，父亲已是囊中无几，无力购买去贵阳的火车票。由于天气炎热，父亲又生了病，住在柳州的一家小旅馆，而陷入窘境。此时正好遇见一位先生，通过交谈才知道他是江苏医学院教热带病的周海光教授，虽然他过去从不认识父亲，可是还是慷慨解囊，留给父亲十元，资助旅途之用。

    以后，每次父亲回忆到这些情景时，总是非常感动，感受到师长们对晚辈的关爱。

    来到贵阳以后，父亲仍无力承担住宿的旅馆费用，只好找到学校在贵阳的留守处，在堆满杂物的小庙里栖身，等待学校的车子。终于学校的车子等到了。父亲才和学校的车子来到北碚。

    回到学校，父亲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为了坚持学业，父亲回忆说，在学校学习的三年，主要是靠学校的贷金，二是靠同班同学李诗、丁尔乾、吴鹤声、蒋加年的接济、三是靠自己的努力。其一是父亲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得到的奖学金，其二是通过写稿，投到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征文所得到的稿费维持。因为常年收入有限，父亲只能用毛笔和已经毕业同学留下的纸张做课堂笔记，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在冬季，父亲只能穿夹裤御寒。因为木屐比较便宜，父亲就常年穿木屐。时间长了，父亲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虽然当时已经有青霉素，但是用不起，只能服用水扬酸钠止痛，由于不能及时治疗，对于他原来就不好的心脏又是一次打击。

    以后，父亲回忆到此此情此景时，总是感慨万分，希望我们从小能够珍惜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能努力向上。

    在大学五年级期间，父亲和母亲建立了感情，当时母亲学习成绩也很优异，在年级上的成绩仅次于父亲，名列第二。

    万里归国

    医学院毕业以后，父亲留在学校的内科任医师，1943年春，国立江苏医学院医科研究所寄生虫研究室成立，由国内著名学者洪式闾教授主持。父亲考上洪教授的研究生，在洪教授的指导下，进行钩虫病贫血原因的研究，1945年完成毕业论文。此时，抗战胜利了，学校迁回镇江。在研究生期间，父亲受到洪教授的言传身教，对洪教授非常敬仰。我们记得，无论是在镇江和南京，父亲办公室的墙上总是挂着一位慈祥老人的相片，起初我们不认识，后来知道了他就是父亲的老师 — 洪式闾教授，父亲在言谈之中始终尊称为的“洪师”。

    1948年，学校分配到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的名额，父亲通过了卫生部的英语口试，到伦敦热带病卫生学院读D.T.M&H班。班上开设寄生虫学、医学昆虫学、热带卫生学、热带病学、微生物学、环境卫生学、营养学以及生理学等课程。学习是以听课、记笔记和阅读参考书为主，有时到热带病医院去实习，分析病例，父亲回忆说，大多数是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热带病病人。父亲说，起初听课时，已经学过的知识比较好理解，未曾学过的知识，就来不及记笔记，只好在下课以后补记笔记，学习往往要到深夜，后来慢慢熟悉了，学习效率也提高了。

    在英国，父亲参加了英国皇家热带病卫生学会，成为会员，还到英国的农村调查，了解英国乡村卫生建设情况。学习结束以后可以申请毕业证书的考试，父亲选择了申请考试。他准备了20多天，经过4天的笔试、口试、实验室考试和临床考试，终于获得了由英国皇家外科和内科学会主席签发的D.T.M.&H.的毕业证书。父亲回忆到，虽然紧张的备考复习，心身疲惫而患了唇疱疹，但是最终拿到了毕业证书，心里还是感到安慰和愉悦的。

    毕业以后，父亲并不满足取得的成绩，主动要求在热带病学院寄生虫实验室再工作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主要是观察实验室的标本和学习一些试验技术，为回国开展研究做准备。为了进一步拓展的视野，父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去美国几个研究单位参观，并得到了同意。

    7月，父亲离开伦敦飞往纽约。在美国，父亲参观了美国卫生实验院的血吸虫病、疟疾、阿米巴痢疾实验室以及CDC的原虫室和蠕虫室、真菌室，并且向外国同行们要了菌种，带回国，以促进国内的研究工作。在美国期间，父亲还拜访了自己同学高景泰夫妇。

    父亲从美国东海岸进入，一路奔波，在美国没有过多的停留，从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离开，乘上归国的轮船。经过20多天的航行，1950年，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的香港。父亲回忆道，此时，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亲人的眷恋，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他三弟寿先的追思。相隔40年以后，1992年曙东到美国进修，父亲曾书写一幅字相赠：“曾经沧海难为水，阅尽人间最是情”，这幅字就是父亲当年归国心情的写照。牵动父亲回国的是亲情、乡情以及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的三弟寿先被国民党杀害，消息转来，父亲异常悲痛。

    父亲回忆道，三弟寿先是他的兄弟之中最聪明、好学而有毅力的一个。1940年，寿先也不堪忍受沦陷区的屈辱，独自一人从扬州辗转入川。由于没有读过高中，寿先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高中补习班后报考大学，居然同时被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录取。后来选择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学习，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解放以后，父亲得知寿先在学校期间就投身于学生运动，而且是当时的全国学联负责人之一。1948年，寿先毕业以后名义上在上海机械学校任教，实际上是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农工民主党内工作，组织上属于中共中央组织部。1948年，由于“利群书店”案，在他撤离上海前一天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尽管受尽严刑，但是没有任何口供，和他有直接联系的地下组织和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寿先叔叔在被提审中，乘敌人不备之际，纵身跳楼自杀。解放以后，父亲查看到当时收尸的慈善机构的验尸记录说：“遍体伤痕累累”。解放以后，寿先的地下工作单线联系人，中共党员刘静波遇见父亲，为寿先壮烈牺牲扼腕痛惜不已。

    父亲回国一到香港，遇见同学关兆襄，谈起寿先牺牲的事情，关兆襄就建议，可以到北京找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了解情况。父亲立即买船票转道天津，再到北京。在北京见到了章伯钧，章伯钧说，寿先是跨党同志，是中共党员。具体情况可以向上海农工民主党申葆义了解。父亲到了上海，通过申葆义了解到寿先牺牲的经过，并且到青浦寻找到寿先的遗骨，火化后葬于江湾公墓，后来迁至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父亲回忆道“寿先的遇难对我是血的教训，我认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和残酷，对我在新社会，为人民政府效力，为社会主义尽力起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作用。”

    所以，在十年动乱中，对父亲心灵伤害最大的事情之一，就是怀疑父亲在解放以后回国的动机。在造反派无理的责问之下，父亲唯有瞠目无言，感到心灵的刺痛。以后，父亲曾有诗句对这种心情的描述，诗中说“我欲乘风去，人间路不平”。

    奉献与追求

    父亲是一个执著的人。回国以后，父亲满怀对祖国的热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我们记得十年动乱之前，家里有许多锦旗和奖状，都是表彰父亲在解放初期参加防治解放军部队血吸虫工作和成绩的。因为渡江战役中，有许多战士感染上血吸虫病，急需治疗，父亲担任当时的血吸虫病治疗专家，辗转于大江上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上级和解放军部队的表彰。

    父亲是一个认真学习的人。他的学习习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记得，在小时候，家里有一间房间是父亲的书房，书房里有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书。父亲回到家里，经常在书房读书学习。只要父亲一开始学习，我们就不吵闹了。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中有人上初中了，为了保障已经上初中孩子的学习环境，父亲就将书房让给上初中的孩子用，父亲将自己的书搬到了卧室，和母亲的书桌并排放。一到晚上，父亲和母亲两个人都在书桌前读书和学习。从门外望去，黄黄的灯光，两个静静地读书的背影，这种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在我们的脑海里。

    在没有电视的时代，晚上作息时间一般是八点半，所以到九点睡觉就是很迟了。在我们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和秘密，读书到晚上九点以后，可以有点心吃。一到九点，父亲就会从壁橱里拿出点心来，有时是桃酥，有时是京果粉。看看那一个孩子还在看书，父亲一边给点心，一边笑着说“可以睡觉了，可以睡觉了。”实际上，吃过点心以后，父亲和母亲还会继续看书，一直到十点多钟。这种习惯十多年如一日。

    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父亲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为了恢复外语能力，熟悉新的单词，父亲还用小纸片制成外语单词本，每天早晨复习和背诵外语。

    在编写《寄生虫学》的著作时，父亲已经患了严重房颤，但是无论严寒酷暑，一早起来，他就戴着老花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在书房仔细校对和修改文稿。有时母亲也帮助他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父亲是一个重情感的人。父亲对祖母非常尊重。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祖母有时到我们家住。不管多忙，父亲每天回来总是要到祖母的房间里小坐一会，和祖母聊天问候。祖母也为父亲而骄傲，凡是报纸上登载了和父亲相关的消息，祖母总是将这份报纸珍藏起来。有时我们淘气了，祖母就会教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向父亲学习。有时我们太调皮，父亲要教训我们时，我们就会跑到祖母房间，躲在祖母的背后，父亲一到祖母面前，就像孩子一样，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父亲对母亲特别关爱。父亲和母亲从不为生活琐事争执。如果有什么争执的话，几乎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相濡以沫，相敬相爱，相互讨论学习上的问题，互相帮助查阅资料。在生活上母亲对父亲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也是非常关心母亲的健康。

    父亲对子女成长也倾注了更多心血。父亲一直说，要补偿在十年动乱，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子女成长造成的影响。所以，在恢复高考以后，对于子女的学习，父母亲一直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支持。有一段时间，在父亲家里竟住了三个子女的家庭，有十多口人。这无疑严重干扰了父亲和母亲的生活和工作，但是父亲和母亲却没有任何埋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低首愧人子”。

    父亲在亲戚中也是热心人。父亲的睿智和善于判断和分析问题，许多亲戚都愿意找父亲谈心交流，请父亲帮助解决问题和矛盾。

    父亲对他的同学和同事是真诚的。从小时候，父亲就经常和我们讲在大学期间他的同学帮助自己的事情，这些故事我们兄弟姐妹至今还记在心上。父亲不仅对他的同学充满友情，对于同事也是非常关心。记得在六十年代，物资紧缺，购买商品需要有工业券才行。学校送信的老刘师傅买东西需要工业券，他就送给刘师傅一些，后来母亲问起，他才告诉母亲。父亲对所有人的平易近人的品德一直在影响我们。

    父亲也是一个坚强和勇敢的人。他瘦弱身材包裹着一颗坚强和勇敢的心。

    解放以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父亲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他是充满希望和理想回到祖国的。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父亲不仅重视科研，也重视自己的思想进步，积极向组织靠拢。在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排专门是放马列著作、斯大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联共（布）党史的。1957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又红又专的典型。从此，父亲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

    平常，他对于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磨难几乎不谈。只是在看电视剧时，如果出现十年动乱的相似情节，父亲就会默默地走进房间。

    实际上，在十年动乱里，父亲吃尽了苦头，造反派要他挂着牌子到食堂吃饭。为了减少这种人格羞辱的次数，父亲到食堂打中饭时，就多打一些，将晚上的饭也打好。但是，在夏天，中午打的饭菜到晚上有时会馊了，父亲就用开水洗洗再吃。虽然，有些人在重压下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或者被迫指认。父亲却始终坚持事实，自己从不承认不实之词，也绝不将不实之词枉加在其他人的头上。所以，父亲是最后走出受隔离审查的人之一。

    恢复工作以后，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似乎要和时间赛跑，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总是和我们说，一个人一生总要做点什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顺逆人间常事，知己难于知人，往者烟云过去，奋进岂待来生”。父亲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去做的。

    父亲虽然有严重的心脏病，在70多岁时依旧经常到学校去。每次到学校，半路上走累了，就站在路边休息一会。我们劝他不要去了，可是他却一直坚持。

    在担任《寄生虫学》著作的主编工作上，父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方面联系全国各个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组织教研组相关人员对来稿进行校对。为了保持质量，他在完成了自己的编写工作后，还经常自己校对和修改文稿，春去冬来，工作不已。父亲每次因病住院时，我们就劝他要减轻工作，他总是答应，但是一出院后，依然故我。在父亲的晚年，他住院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可是他还是工作、工作、工作，终于在1997年4月14日因心力衰竭而去世。

    “阖眼常忆慈父容，清癯脸庞双目炯；掖我被角抚我发，梦醒只闻夜半钟”。父亲使用的放大镜还在书桌上，他的文稿还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里。每当我们看到他工作过的书桌和放大镜，依旧能够感觉到父亲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满腔的热情，感觉到父亲的音容笑貌、感觉到父亲还在我们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