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她）：“我的母亲。”

    母亲已经离我们姐弟哥妹远去十余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思绪万千。

    我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命大，没饿死。后来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继续吃不饱。我们家人多，日子过的很疲累，常常是秋天分的口粮只能缩食到七、八月，这之后，求队长、央村主任借粮。村官在村里一手遮天，他们高兴借谁就是谁。为此母亲吃够了官们的冷眼、嘲讽、瞎咬、挖苦。那时的我十二、三岁，我想，长大了，我也当官，治治这些专门欺负老好人的歪种。当时，我真想替母亲恨恨的揍他们一顿，那怕是拽其一道纽扣，也算出了一口鸟气。母亲说：“孩子，打人不对，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山不转水转，当官的不借给咱粮食，咱求亲戚朋友。”

    我们家的苦日子是怎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熬过来的？只记的每天三餐，几乎是半粮半菜，素多荤少，那时我们姐弟哥妹六个，最盼过年，因为从初一到初二都可以吃上白面饺子、馒头。每顿饭，母亲都吃在最后，剩菜剩饭，半饱半饥，而那时的我只顾端着海碗，操着筷子，一个劲的往自己的嘴里扒拉面条。我真傻，我真傻。

    从小学到初中，我是混出来的，斗大的字没学下几个，什么毛笔字、珠算、几何、方程等等一般基础知识，我是一窍不通。虽然我们的家庭困难，但母亲对我们兄妹六个上学应付花项并不苛刻。我想订阅杂志《红小兵》，母亲问我：“一年多少钱”？我说：“两块五毛钱。”母亲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从破旧的黑皮柜里拿出了两块五毛钱给我。初中毕业后，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借小说看，借杂志看，甚至借报纸看。我想订阅一份《中国青年报》，一年总价三十八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十八元可以买一台收音机，可以买一汽车煤炭，可以供全家人零花半年。当我怯怯地向母亲提出这一让她左右为难的事情时，母亲说：“眼下家里确实没放钱，要不我去跟你三婶先借三十八块钱，等我们家下个月卖猪后再还她。我当了一辈子的睁眼瞎，什么都不懂，你们姐弟哥妹六个可不能学我。”我拿着母亲借来的钱，飞快的跑到邮局，交钱，办手续，五分钟搞定。那年我订阅的《中国青年报》一直保存到现在。之后，我又报名上刊授大学，母亲说：“一个学期三十元的经费咱还是能出的起。手头实在紧的话，我多喂一头猪，辛苦点就有啦。”

    与母亲在一起的岁月真好，再苦也是甜的。

    时间可以改变一个人，转眼间，我从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虎虎雄雄的中年汉。

    ——我的散文集《山那边有一片蓝蓝的天》出版了，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