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着是美丽的。在我庆幸着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这样美丽的时候，突然觉得这美丽是不是有些太过容易，容易得有些不敢相信，有些失真了。二十年来，我从一位毛头小伙子走入壮年，激情不在，华发早生，沉稳中透出的暮年气息，用染发剂取悦他人的无奈，似乎也与美丽有了一定的距离。我依然工作着，但我开始怀疑自己还有没有那份曾经的美丽。直到有一天，我去超市经过某集团广场，看见静坐请愿的一大片人群，他们的凄惨和我心中的犹疑突然契合，美丽便成了该集团刚刚开过的“庆祝产量效益双丰收”大会上的彩色气球，纷纷被内里包不住的气压击碎，顿时化作一片无有。该集团为了上市和“提高效益”，把各种下属机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成本核算，一部分被剥离在外。这些人是被某些计算在产效之内的机构分流出来的人员，在没有新的机构接纳之前，要呆在集团的再就业中心（一个特殊的机构）承受集团产效提高后，自己工资条上产效下滑的痛苦。这让我突然明白，工作着是美丽的，原来更适合说给那些没有饭碗的人听，让他们时时怀一种天上要掉馅饼的幻想，幻想实现了固然就美丽了，幻想幻灭了，还可以还原到幻想本身。

    美丽依附于饭碗，饭碗依附于机构，机构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机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公司，复杂的重重叠叠、纵横交织，简单的一人独揽、三人成众。机构之于社会，是谓单位，不针对个体而言，我不想多说。机构之于单位，专指机关或团体的内部组织，与我们的生活和饭碗息息相关，却不能不说。没有机构可混是没有饭碗的人，他们跑人才市场，看招聘广告，恃才者凭本事闯荡，屈才者凭学历跳槽，普通人做临工、打下手、跑龙套，或者厌恶了光出力不赚钱的被“剥削”和压抑状态，也想出来混混，以期换个环境，求个安定。有机构可混是有饭碗的人，他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谁不想“位高权重责任轻，钱多事少离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工资领到手抽筋，别人加班我加薪。”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所以老实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期盼着丑媳妇熬成婆，不曾想年龄是熬上去了，时代又归媳妇了。而聪明人则乘风破浪，见风使舵，将成绩当成爱人搂着抱着，让别人靠边稍息；将工作当成父母推着靠着，请兄弟全面负责；将错误当成外人躲着让着，与自己毫不相干。当然，也有陶渊明式的浪漫，游离于机构之外，不拿别人的脸色当饭吃，不给奴隶当将军，也不让自己当奴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不过这种浪漫，浪漫得一时，浪漫不了一世，君不见陶渊明本人，也是几番归隐，几番出仕。因为机构犹如魔鬼，时刻需要附体的灵魂，而灵魂又有耐不住的寂寞和对名利、事业的渴望，也常常需要魔鬼的抚慰。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好就能了吗？了就能好吗？好了难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天以民为本。机构之所以负载着如此多的内涵，让人欢喜让人愁，其实就只有一条，机构是民众百姓赖以生存的饭碗。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莫不以机构为载体，体现于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劳务分工。“在其位，谋其政”，我以为不只是对当权者的要求，也是对蛰居机构、端着饭碗的所有人的最低约束。一个单位的机构要多少，当然要根据单位的产值、效益、人员规模、发展态势，或者它担负的社会功能、服务范围来设置。机构多了，单位就会被条块分割，变得支离破碎，部门职责重叠、交叉着，连放一个屁也得符合十八个机构的龟腚（规定），效益自然低下；机构少了，“有事没人管，有管没人干，一干累死人”的现象会加重，“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一起捡”，整个机构里人人头晕脑涨，个个精疲力竭，服务效率谈不上，事半功倍又从何说起？更何况机构权力的过分集中，还会滋生腐败，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无论单位的机构有多少，每一个机构都不可能无限制地为人提供就业的饭碗，这就像一块确定大小的蛋糕，不可能从数学的角度进行无限的切分，除过无限切分造成的自身消耗不说，长期只吃一点蛋糕沫，也会饿死人。这也像戏剧的舞台，跑龙套的多得站不下时，不仅龙套跑不成，戏剧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一句话，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是关系到一个单位创建、搞活、发展、壮大和老百姓有饭没饭、生死存亡的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敷衍了事。

    过去，机构的增减、变更，单位不能自主，不管上级了解不了解，是不是为这个单位着想，一旦公文下发，不容翻版，而且几十年不变。就像旧社会的婚姻，全由父母包办，当事男女逆来顺受也好，忍气吞声也罢，一看见封建道德举起的皮鞭，喜欢不喜欢都得一辈子做好温顺的羔羊。现在，随着政府权力的逐步下放，单位对下属机构调整的权力也随之增加。各省由省长亲自挂帅的编制委员会，只管机构的数量（个数、职数），不管机构设在什么部门，对于业务机构，甚至连数量也不予管理，只需要简单报批或备案。省长的一只手捂住了钱袋子，另一只手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从好的方面来讲，过去被捆住臂膀的创业精英们，改革旧制，积极探索新路，科学设岗，合理安置人员，从困苦中杀出一条血路，横空出世，一飞冲天，造就了像海尔、联想这样一大批产效俱佳的企业，为更多的人谋得了饭碗，也让更多的人从生活体会到快乐。从坏的方面而言，也有不少官僚成为魔盒中放出的魔鬼，他们因人设岗，以职谋私，依情放权，关系至上，俨然一位跨世纪的魔术师，将机构设置玩于股掌之间，使之成为一门手艺，从子虚乌有中忽然就给自己变出来黄金屋、颜如玉，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刚刚还是老百姓饭碗的机构，顷刻间就变成了充饥的画饼，解渴的望梅，恰如刚刚被封建家庭里解放出来的性生活，搞坏了肌体，搞活了梅毒。长此以往，不用说让老百姓混饭吃，小命都难保。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只要自己盆满钵满的做法，让人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即便有知“鸡肋”的杨修，也由着曹操们砍头，杀一儆百，谁还敢妄言。

    写到此，我忐忑不安的心中，忽然想起来一个成语：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恕我愚笨和孤陋寡闻，一井一桶的打水方式在农村依然司空见惯，因简单而有效，所以流行。一井二桶的作业方式在打井队、煤矿、金属矿虽有应用，却不是人力操作，属机械提吊。而用十五只吊桶打水，本人闻所未闻，也不知如何操作。但恰恰是这种不知所云的方式，却更像现在许多单位里的生产程式，乱，乱得有章法，学，还怕你学不来。别看打水事小，个中学问可不小。

    一眼水井采用十五只吊桶打水，看似胡闹，实属高明。你想想，原来只放一两只吊桶的水井，现在要增加十三、四只，水井不加以扩建改造恐怕不行。水资源归属国家，乱凿新井当然不在审批范围。但旧井改造，一可以解决一方百姓的吃水难问题，让老百姓叫好；二正好响应中央执政为民的思想，可讨上级欢心；三可以在提高生产能力的旧井上，为更多人解决饭碗问题，岂不三全其美。试想，这样皆大欢喜、众望所归的项目，何愁立项和审批。一旦资金到位，就可以开始设计、招标、施工建设、竣工验收，没有三五年怕也完不成。这期间，领导是出国考察也好，搭车改善办公条件也好，给自己谋些福利也好，虽然累点，但好处多多，喜事多多，地球人都知道。

    新井建成后，鉴于吊桶的成倍增加，公司的规模也必然要成倍扩大，机构的重新设置，人员的增加和重新安排，都将会导致保饭碗、争饭碗、抢饭碗的激烈竞争。于是乎，上级领导批条子，亲朋好友蹭面子，普通百姓送票子，领导无疑会成为中心人物，饭碗中要要啥有啥，名利双收自不待言。

    当然，新井在运行期间也可能给领导带来一些麻烦。一是维护费用的增加问题。这可以通过申请上级拨款、出租一两只老吊桶的使用权加以解决。二是七上八下的内部平衡问题。让谁上，让谁下，谁先上，谁后下，七只大桶和八只小桶的利益如何均衡，都会有一些矛盾。一方面，领导可以利用这些矛盾使自己权力进一步得到保障，学学鹬蚌相争时得利的渔翁。另一方面，领导可以通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立领导组的办法解决，实在不想管的，还可以推给副手。退一万步说，即使单位搞烂了，或矛盾上交，或拍屁股走人，活动活动，去另一个打水公司任任职、吃吃饭，又有何难？！

    俗话说：商怕奸，官怕贪，企业怕的烂摊摊，不怕职工心不安，就怕领导没心肝。看到此处，你也许已经感到厌恶，说这十五只吊桶打水的故事，于史无载，岂能乱讲。而我以为，也许正是由于这故事的荒诞和无耻，先哲们才不想记录在案，怕后人贻笑大方，唾弃千古。试想，在一个庙里有三个和尚就不能合作、吃不上水的国度，十五只吊桶打水的故事又何尝不会发生。时下，市场经济导致的激烈竞争，让人们更加注重一己在机构里的位置，更加在乎饭碗里有肉没肉，那种“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正在逐步被摈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让更多的人具备了“必须使自己先富起来”的信念和勇气。问题是，随着我国人口和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各种机构能够提供的饭碗，似乎在相对减少。无限制地增加机构不行，无限制地增加机构对饭碗的承载量也不行，如何作好各个机构的整合和监管，甚至监管的监管，避免十五只吊桶打水的局面再次出现，像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的那样，“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铲除七上八下的混乱，摆脱混乱着纠缠着的井绳丝丝缕缕的牵绊，真正发挥所有机构的效率，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已成了国家这个最大机构不得不彻底解决的迫切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确保饭碗，衣食无忧。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也有信心期待工作着的美丽。

    

    附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文：……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

    

    2005年6月1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