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鱼儿

    “种鱼儿”，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其实她的名字肯定不是这几个字，这只是我随意拣来一用的符号。她的名字原本是什么意思，我不得而知，给她起名儿的她的父母或者她的什么亲戚，大概也说不出把她叫做“种鱼儿”的理由。因为种鱼儿出世的那个山村和周围的好多庄户，当时没有一个识字人，就象某些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当然不会有人懂得用文字记事和表达意思。

    所以，当我用“种鱼儿”这么一个名字来记述一个女人的故事时，就好象是要向人们展示一片原始的泥土而无法拿给他们看，只好把泥土装进模具，杵成墼坯，再端出来，虽然还是那里的泥土，但我遗憾它已不再是原来的泥土！这也许就是文化或文明的局限性。我们将客观世界、物理人事，用文明的模具界定、分割、排列、组合,创造了美和价值，同时也破坏了万物固有的美和价值。这情形恰似一个高明的木匠的工作，他砍一棵树打制了一件精美有用的器具，就器具而言，是发明和贡献，但对于那棵树来说，则是消灭，它的生命、它的美，已不可复归。

    关于种鱼儿的故事，只要我开始讲述，就注定要失样。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样，我从她嫁到我们老地湾开始，来泛泛叙述，完全忠实于我儿时的记忆，不事加工，也无意表明什么，只当是对老地湾几个容易想起的人物的纪念。

    第一次见到种鱼儿时，她骑在一匹枣红马上，一身绿军装的新郎刘陆丁牵着马笼头，两个穿着新布衫的青年人在两侧扶持着新娘种鱼儿，她穿一件红花布棉袄，系一块红头巾，低着头，眉眼看不大清楚，只看见她的脸色，就是后来读的许多书里描写的那样白里透红。那时候因为年幼，不懂她有多大，不像现在，有时会对女人的年龄注意一下。回想起来，种鱼儿当时大约十八、九岁，从生理学的角度讲，正是黄金季节（这种庸俗的比喻，也是我在语言文字里无所适从时的权宜之计）。也正是因为年幼，小小的个头，正好看清种鱼儿踩在马镫里的双脚。那对脚上穿着绣花的方口布鞋，鞋尖上长满鲜艳的红花绿叶和星星点点的金黄花蕊，夺人的美艳，在我眼前轻轻晃过，我心跳不止，不知道为了什么。

    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当然不懂得自己对色彩与生俱来的敏感，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童年往事里，尤其是种鱼儿的故事里，为什么存留着一系列无法淡化的色彩。那里，有一大把赤橙黄绿各色的塑料汤匙，一溜印着青莲色图案的墙围纸，一件殷红的衬衫，一口灰白的棺材和覆盖在上面的苍绿的杨树枝，还有连天的碧草和草丛中点点粉色的野花……

    塑料汤匙是刘陆丁复员回家时给亲戚邻居家小孩们买的礼物，一个小孩一只汤匙、一撮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我家和刘陆丁家是老邻居，按照习惯的辈份，我叫刘陆丁兄弟几个叔，刘陆丁是老六，我就叫他六叔。我说“六叔我不要洋糖，我想要两个调羹儿。”刘陆丁同意让我挑，我抓起一把色彩各异的汤匙，哪一只都舍不得丢手，最后很没有主意地拿了一只葱绿色的，一只天蓝色的跑回家，像宝贝一般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后来，我把一只汤匙弄丢了。那时我刚刚上学，一天放学路上，我拿汤匙在河滩的冰窟窿里舀水玩，不小心汤匙就不见了，我流着眼泪回家，第一次深刻地体验了失去的疼痛。

    就在我失去那只绿色汤匙不久，复员军人刘陆丁穿着令人羡慕的绿军装娶来了新娘种鱼儿。马蹄停稳在打麦场边，刘陆丁从马背上轻轻地抱下新娘向大门走去。那时候天空里飘着零零星星的雪花，我觉得有一丝眩晕，送亲的队伍和迎宾的男女，热热闹闹的场景仿佛在瞬间全都消失了，我只看到红绿交织的色彩飘进门去……

    天黑了，我们几个小孩还围着新娘不肯回家，母亲们把我们强行带走。临走时，种鱼儿拉了一下我的手，又摸摸我的头，笑一笑，露出两颗好看的小虎牙，长长的眼睫毛在煤油灯的暗影里扑闪着，让人忍不住想跟她亲近。

    过完年，我们开学了，不能天天去种鱼儿家的小屋，有时，晚上会去玩一会儿。种鱼儿从来都是很高兴的样子，尽管她们的家很穷，几乎每顿都吃洋芋白菜青稞大麦面糊糊，住的也只有两间很小的土屋，但种鱼儿没有一点愁容，她把屋子打扫得干净清爽，糊着一圈墙围纸的土炕收拾得齐整漂亮。大门口的圈坑里还喂了头母猪，后来下了几大群猪娃儿。种鱼儿里里外外从早忙到黑。

    在一个杨树上黄叶四处飘落的傍晚，母亲用围裙撩了一碗鸡蛋出门，我问母亲哪里去，母亲说看看你种鱼儿阿姨。我也跟了去，看见种鱼儿病在炕上，旁边坐着她的母亲。我从大人们闪烁其词的谈话中知道了一件事。这件事的过程是当时我想象加工后的情景再现，虽然细节不尽真实，但它是我存贮于记忆中的一段合情合理的揣想，不是现时的情节编撰，从回忆的角度讲，应该还是忠实的叙述。否则，我会被自己推出故事的边缘。

    故事的开头是种鱼儿在秋后回了一趟娘家。她有半年时间没回娘家，她估计回完娘家大概就快到时间了。事前也好听听母亲念一念“生养经”。虽说女人世就是生孩子的，可轮到自己过这第一关，种鱼儿也害怕。

    在娘家住了几天，觉得不对头，母亲赶紧送种鱼儿回来。山梁上，一个头系黑布巾的老女人夹个包袱在前面颠颠地走，一个挺着大肚儿的小媳妇喘喘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种鱼儿就走不成了，一辈子生了七八个孩子的母亲也吓瘫了，眼巴巴地看着女儿趴在地上挣扎，挣来挣去，就把孩子生在裤裆里。山梁上没半个人影。满眼的枯草、乱石和刺棘，娘儿俩丢下半死的婴儿，连拖带滚拣了条大人的命回来。

    种鱼儿大病一场后，脸上的颜色不如以前好看了，并且有了愁容。

    刘陆丁的军装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退色变黄了，裤脚脱了边，膝盖上鼓起两个空包，双腿就不比原先那么直溜。偏偏圈炕里那头母猪动不动还惹他生气，他就把它打得嗷嗷叫。

    我们不知不觉地很少去种鱼儿家的小屋了，有时在山泉边洗菜提水时与她说一会儿话，看见她的脸不像以前圆润，还长了一些灰黄的斑点。跟我们说着话，忽然就平空地发起呆来，清水早已从木桶沿边哗哗地溢出来，可她还在往里面舀水，浑然不觉，满眼的忧郁，让我们小孩子们不知所措。

    不知又过了多久，母亲在灶房里对奶奶说，种鱼儿小月了，奶奶叹息一声说，你说这娃孽障吗，接二连三的！我问母亲，小月是啥？母亲训斥我多嘴多舌没出息。

    后来，我知道了“小月”的意思，并且知道种鱼儿又小月了一次。

    那时侯我已经快上三年级了，我们几个小男孩已经不喜欢跟女孩子们一块玩耍，还拿她们当撒欢的对象，要是某某女孩子惹了我们，我们就齐声喊：“某某某坐火车，养娃娃就小月”。有一次我们几个男孩在上学路上边跑边喊，迎面遇上刘陆丁，他叫住我们，给我们每人后脖子上一巴掌。我们一个个呆呆地看着刘陆丁异常难看的脸，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塑料汤匙，同时明白了有些话是不能乱喊的。我嗫嚅着说：六叔，我再不喊了。其他几个小孩也跟我应声，刘陆丁嘴角动了动，一声不响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变了，首先是他的绿军装已变成了土黄色，两肩和胳膊肘上还各破了一个洞，一点也不威武了；然后是什么变了说不清楚。

    从那以后，我们决不再喊“小月”这个词儿了。因为我们除了挨打还听到奶奶她们几个老人说，种鱼儿生的孩子在山梁上被老鹰叼着满天飞；种鱼儿的两颗虎牙是专门吃孩子的，还说种鱼儿得了大病，给陆丁也染上了，……，我们十分害怕，不敢看高空盘旋的老鹰，不敢晚上出门。夜里我做噩梦，梦见种鱼儿露着一双长牙在撕咬自己的肚皮。惊醒后我恨透了奶奶她们几个老人。让她们一说就说出鬼了。我睡不着，就在心里骂她们老精怪。

    就是现在，我仍然害怕老人们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在很平常的某一天，他们可能如巫师般从没有牙齿的嘴里含混不清地吐出只言片语，成了悬在孩子们后脑勺上方的谶纬，让他们的脊梁骨时不时地发冷。就像我儿时跟奶奶睡觉的那间小屋，不知何时，大人们用红布包了东西别在漆黑的屋梁上，长期的烟熏，布包黑红杂驳，象沾满了血渍。我猜测它里面肯定裹着一块死人骨头还有别的什么，大人们从不告诉我。我时常担心它哪一晚会突然掉下来，落在我的脖子上。不过它终究没有掉下来，倒是种鱼儿，在奶奶喊出一串“没有了”的时候，死去了。

    那是我上四年级时的一个夏天黄昏，父母亲都不在家，听奶奶说去看种鱼儿阿姨了。天快黑透时，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奶奶等不住，去灶房里忙乎。我坐在院子里的青草堆上，努力地睁大眼睛凑着天光读小人书。在我们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以后，我们的兴趣就悄悄地转移了。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享受就是看小人书，已经不再着迷许多花花绿绿的小玩意，我那只蓝色的塑料汤匙，早被我丢进了灶头的箸笼里，呆在它该呆的的地方。

    突然，奶奶在灶房里连声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跑进去一看，奶奶端着的油勺里冒着白烟，灶房里弥散着一种怪味。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哭声、喊叫声，还有叮里咣啷的不知什么响声，里面有一个男人在哭，哭声长长地，像哭又像在呻吟，声音很低，但听得最清，让人头皮发紧。奶奶叹息一声说：晚饭吃不成了。

    我想种鱼儿大概已经死了，不由得难过起来。奶奶不明白，歉疚着：“你看我这老糊涂，不知道你那调羹儿会消化的！”我什么也没有说。

    种鱼儿的确是死了。

    第二天一早，邻居们都去帮忙料理后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忙活的。在老地湾的传统文化里，没留下后代的年轻死者是不办丧事的，只需打一具白棺材，草草掩埋了就罢了。

    我是在早晨上学去的时候最后一次看见种鱼儿的。在撕掉了窗纸的后窗口，我踮起脚尖匆匆朝里扫了一眼。种鱼儿躺在门板上被挂起的帐子遮挡着，露出左侧的胳膊和胸口的一部分。晨光正好洒进小屋，映照着她身上的红衬衫，鲜红鲜红。在当时和后来，我一直觉着那种红色，根本不是一件衣服的颜色，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埋葬种鱼儿的那天早上，我随父母亲很早就起来。天色尚早，田野里、山坡上笼着薄薄的紫气，村子里静静地，一切仿佛还没有苏醒过来。但种鱼儿家的小屋门口已聚集了好些人，正在急匆匆地用麻绳把木杠捆绑在棺材上。我远远地站在打麦场边缘的半截断墙头后面，双腿在微微颤抖。忽然身后响起哗啦啦的声音，我吃一惊回头去看时，见有人拖着一捆杨树枝叶跑回棺材跟前。大家七手八脚把树枝撒上棺盖，用绳头箍了，不声不响地抬起棺材就走。那棺材轻飘飘地，似纸做的一般，我就觉着种鱼儿的死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的。别的死人，棺材上常常画满了红红绿绿的花朵人物、飞禽走兽，上面也从不苫树枝之类的东西，抬走的时候，人们还大声武气地吆喝，有时一边故意颠簸一边嗷嗷地喊着号子，有些声张和夸耀的意味。而抬着种鱼儿的人们很少出声，好像唯恐惊动了谁。他们悄悄地走出村庄，越过山涧，等到我回过神来，他们已到了对面的山坡上，正在一大块荒地里抬着棺材奔跑，奔向山坳间黑土地上新挖的墓穴。

    在碧草连天的山坡上，灰白色的棺材穿过一切障碍直逼我的双眼，我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断墙根，因为长个子而变得太短的裤腿被早晨看不见的水气浸洇得潮湿，脚边的草尖上悬挂着亮晶晶的露珠，草丛里粉的、黄的、蓝的野花静静地开放，不知它们要盛开到什么时候。

    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在四季的更迭中，我在不断地长大，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衰老。生命于前进的同时迅速地倒退着。经历使人变得漠然，对身边的很多事很多人失去了好奇和耐心，无动于衷地旁观多少男人女人结婚生子、吵架、生病，漫不经心地参加一场场他人的葬礼，儿时的感触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当我努力着要回到那最遥远的记忆中，试图触摸一段往事，描画那个平常不过的女人时，我茫然了。从开始努力直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再也无法重新走进那个种鱼儿和我和奶奶以及其他很多人共同生活过的老地湾了。我将在这城市灰色的楼房里，就这样从午后坐到天黑，隔着玻璃窗，看着路灯照亮的马路上，那些寄生在城市皱纹里的年轻女子，袒胸露背，三三两两走过。就这样，直坐到骨头发黑、牙齿落尽，空洞的嘴巴里念着巫言咒语，去叩打通向来世的栅门……